北京后细瓦厂胡同，与邻近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不同，胡同狭窄幽静，斑驳的墙面、掉漆的木门，似乎在无言地讲述光阴的故事。年逾九旬的沈关生就居住在这里。

　　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沈关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感慨地说，如今建党100周年了，我们才是“享受人”，更要为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20多岁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基层工作三年后入职最高人民法院，曾参与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参加起草商标法、民法通则等重大立法，参与筹建经济审判庭，撰写十余部法学专著近百篇法学论文，常年奔走坚持讲授审判理论与实践，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沈关生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起步，在用“学中干，干中学”的精神为祖国发展付出努力。

　　亲历正义的审判

　　1956年4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1956年的时候，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书记员，庭长叫贾潜，我称他贾老师，因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沈老记得，贾潜被任命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并主持审理日本战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周恩来总理找贾潜谈过话。

　　作为庭长贾潜的秘书，沈关生参与了审判全过程。

　　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团队组建后发现，“当时的审判没有刑法可依，也没有诉讼法，怎么实施具有国际意义的审判？我们参照国际法，邀请相关法律请专家，研究制定了一套有效的诉讼程序。”沈老回忆说。

　　“可以说，这个诉讼程序，民主、公平、严肃，经得起历史检验。”

　　“最终审判的只有45人。"沈关生仍清晰地记得，这45人是从近千名战犯中筛选出罪行特别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两次开庭分两批审判了36名日本战犯，其他9名日本战犯在太原开庭审判。

　　开庭前一个月，“我和秦志新等同志到抚顺，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段时间，有件小事令沈老难以忘怀。有一次，当时适逢日本电影周，战犯管理所给战犯放映电影。当战犯看到战争场面，都站起来呼口号。沈老不懂日语，询问管理所的教导员才得知，他们喊的是：“反对侵略，反对战争，要和平，打倒天皇。”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第一次开庭，对原日军第117师团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主要战犯进行审理。审判长袁光告知战犯：“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为自己辩护。另外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我诚恳地谢罪。”“我侮辱了像我母亲一样的妇女。”……一些日本战犯跪地认罪，有的表示自己的罪行还不止这些。

　　“后来我明白了这场正义又宽大的审判的意义所在。审判不是为了加深仇恨，而是要还原事实。”时隔60多年后的今天，沈老这样感叹。

　　参与筹建经济审判庭

　　1959年，沈关生离开最高人民法院到中央工商局工作（后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从事调研工作，参与起草商标管理条例，后参加起草商标法、专利法、企业登记条例、市场管理条例及对商标侵权案进行行政处理等工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全国经济审判工作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契机，沈老也迎来了人生一个新的转折点。

　　“1979年，我已50多岁了，最高人民法院把我调回来工作。领导告诉我，不要再回到刑庭了，你在经济部门工作多年，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你参加法院筹建经济审判庭工作。”

　　阔别20年，再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并担任审判组组长，沈关生百感交集，他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了筹建经济审判庭这项开创性的事业中去。

　　筹建之初，沈关生首先要研究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经济审判的收案范围。据他回忆，当时经济审判案件管的面宽，有合同、知识产权、农业承包、行政、环保，还有破产、侵权、票据等纠纷，“我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198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办法的初步意见》明确三类案件：经济纠纷、涉外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案件。

　　198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经济犯罪案件由刑事审判庭审理，明确经济审判庭专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职责。同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规定，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仅限于法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涉外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行政案件。

　　从创建之初没有“户口”，到后来的蓬勃发展，经济审判工作的长足进步令沈关生倍感振奋，边学边干的他，也逐渐成长为学者型法官，并形成了自己及时抓住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法。

　　退休后的沈老仍然关注他挚爱的经济审判工作。他欣慰地看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实施机构改革，“大民事审判格局”形成，“民商审判”取代了原有“经济审判”称谓，突出商事特点。2010年开始，商事审判专业化、信息化日益提升，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步入快车道。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十四部法律专著、近百篇法律文章，八部法律专业书籍……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沈老，同时还是一位令人称道的法学教授。

　　40年前，中国的法制薄弱百废待兴，50多岁重返审判岗位的沈关生，最高法院繁忙的工作节奏令他乐此不疲，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白天研判案件、参与立法、制作司法解释、学术交流、外出调研等，晚上安静下来，此时的他才思泉涌，伏案疾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决心把失去的岁月补回来，所以我把工作中遇到的审判实践难题，结合法学理论，悉心加以总结，供读者参考。”沈老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沈老同时也在马不停蹄地讲“法”。他给各地来北京培训的高级法官讲课，后来是赶赴各地给法官授课，再后来担任一些院校的兼职教授。“大家爱听我讲，我就一直讲到了八十岁”。说到这儿，沈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1988年，经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评委会审定，确认沈关生具有教授任职资格。1993年，为了表彰沈关生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决定为其发放政府特殊津贴。

　　一生诲人不倦的沈老，还在牵挂着法官培训事业。他寄语法官学院“除培训在职干部外，正式从本科到研究生院培养专职法官，好比医学院培养终身医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