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2日，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五十四个春秋的董必武先他而去，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这一天，正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悲痛得断食断饮，整整播放了一天张元干《贺新郎》的录音，时而躺下听，时而用手击拍。毛泽东在人生的暮年，感怀董必武的离世，有“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无助，感叹“人情易老”，心情“悲难诉”。还把原词中“更南浦、送君去”更改为：“君且去，休回顾”！毛泽东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悼念与送别老友，表达自己的深切悲痛之情，也显示出两人革命情谊之深厚。

　　毛泽东和董必武，我党之元老，国家之元勋，“两湖”之骄子，革命之楷模。他们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领导成员。他们一生因共同的信仰互相理解支持，共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征途中不懈奋斗，谱写了辉煌篇章。

　　南湖红船同舟启航

　　毛泽东，湖南韶山人，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董必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秀才。他们都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920年8月，董必武在武汉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11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同时从各自的家乡来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被大会推举为书记员，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因会场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完成了全部议程。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制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他们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在这次会议上，董必武与毛泽东相识，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那时起，他们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中共一大闭幕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和陈潭秋等人积极建立和发展湖北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在湖北传播革命火种，为二七大罢工斗争奠基。毛泽东回到长沙，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筹建党的地方组织，领导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掀起高潮。

　　“两湖”农运交相辉映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董必武分别是湖南和湖北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在两省和全国都很有声望。人称“南陈北李，两湖毛董”。

　　1926年12月，为适应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形势，担任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由上海来到武汉，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董必武主持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协助解决经费和校址，并亲自选送学员、选聘教师。由于董必武的全力支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才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在武昌按期开学。

　　1927年3月15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支持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提交会议批准施行。毛泽东当即坚决支持董必武提出的议案，他们互相支持，推动了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谴责和声讨，毛泽东同董必武等国民党中央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四十人，一起联名通电讨蒋。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的立场、观点始终一致。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豪绅地主的恐慌，湖北的阳新、麻城、黄安等多县发生了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捕杀党员、捣毁党部等事件。毛泽东和董必武先后组成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和“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会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省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他们协同作战，派兵驰援阳新、麻城、黄安等地，镇压豪绅地主和土匪的叛乱，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到1927年六七月间，董必武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农协会员达300余万人，其强大革命声势，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思想不谋而合

　　1925年7月中旬，董必武主持起草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曾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友？谁是我们的敌？”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同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对象，确立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思想。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单纯依靠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斗争策略是行不通了，但又一直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1927年4月4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的重要演讲，提出“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理论，这与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万里长征同向北上

　　1932年9月，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内心受到莫大的慰藉。

　　1934年10月，毛泽东和董必武都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同年12月，中央红军在渡湘江前后，毛泽东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要讨论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下决心轻装前进，要改变原定计划，避开敌人的圈套，西入贵州。毛泽东将这些想法告诉董必武等四老，得到董必武等的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肯定了毛泽东指出的红军行动方向，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董必武等由衷地感到欣慰，并一直循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北上陕甘。

　　抗日救国同仇敌忾

　　1937年3月，董必武任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政治委员。他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办抗大的指导思想，把政治教育、改造思想放在首位，并经常请毛泽东等为学员讲课，共同培养抗日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党员受聘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在切实履行参政员各项职责的同时，积极争取与中间派的团结合作，积极开展同汪伪叛国投敌行为和国民党反共行为的斗争。他们在国民参政会所做的一切表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热忱，展现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风貌。

　　1944年1月1日，毛泽东批准给董必武提前祝贺六十寿诞。并对其历史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董必武万分激动地表示，无论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自己的岗位上。

　　1944年12月8日，董必武应约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大后方工作报告，向党中央汇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众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和自己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主席团会议上肯定：董必武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

　　建国理政同心同德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党中央决定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工作。

　　当时，中央交给董必武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1948年9月，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领导华北人民政府积极有序地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育，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财经工作。建立起系统的政权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董必武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民主建政问题夜不能寐，董必武就民主建政的问题多次主动与毛泽东进行商榷，探讨民主建政的步骤与方法等重大问题，并达成共识。

　　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出访莫斯科期间，毛主席提议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1972年2月，又请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治国理政。这些无不凝结着毛泽东对董必武的厚爱和信任！

　　诗坛挚友同抒情怀

　　毛泽东和董必武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在长期的合作共事和闲暇之余，经常写诗、和诗，共抒革命情怀。毛泽东的诗不仅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大气磅礴的人格和博大胸襟、崇高情怀，而且生动地反映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伟大历程和壮丽画卷。董必武一生写了近八百题一千三百首旧体诗，写给毛主席的诗就有《奉和毛主席读报有感七律一首》《再为长句奉和毛主席诗韵》《奉和毛主席一九六0年六月十三日读报有感韵》等。董必武勉励夫人何连芝学习毛著见精神，“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羽儿“毛选诸篇读尚勤”等，这些诗篇包含董老对主席的深情与尊重。董老的诗朴茂平实，言简意赅，律切精深，情深意远，深得毛泽东赞赏。“董老擅五律”是毛泽东对董必武诗歌的中肯评价。

　　1961年，董必武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所请，请毛泽东重写《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写好后附信致董必武：“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不可用，可以再写。”战友情深，跃然纸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董必武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成员，在亲密合作，相互配合的同时，也产生过一些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但他们能以大局为重，理解包容，求同存异，在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从未因此而淡化。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董必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28年后出现在这划时代场面的一大代表仅仅他们两位。两位革命老人永葆初心，矢志不渝，携手走完了人生旅程。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两个家庭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毛泽东有六位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董必武曾遭到敌人重金通缉，老家的房屋被毁，多位亲人被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他们共同的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是他们共同的情怀。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系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