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奥数小王子”的王克力兜兜转转走上学法律的道路，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在民四庭时，他讲法理，用中文讲，用英文讲，用日语讲；援疆三年，回来从事审判管理工作，开始直面真实复杂的大局，不再仅仅停留于讲法理，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无论哪个岗位，他都努力做到极致。

　　多年以后，面对从事法官职业的儿子，王克力的母亲依然会想起初中一年级时儿子夺下自己呼啸而来的棍子“啪”地一声折断的那个遥远的傍晚。他嘟囔着：“打有什么用？打了成绩又不会变好！还不如让我多看会书！”然后自顾自地看书去了，而作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哭了一场后，告别了棍棒教育。

　　“倒是挺会讲理。”母亲每次想起来都要念叨。

　　原本是“奥数小王子”的王克力兜兜转转走上学法律的道路，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在民四庭时，他讲法理，用中文讲，用英文讲，用日语讲；援疆三年，回来从事审判管理工作，开始直面真实复杂的大局，不再仅仅停留于讲法理，而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无论哪个岗位，他都努力做到极致。

　　“克力”学霸

　　王克力的名字里，藏着一个物理学人的寄托和传承。

　　克力，一个物理学中的力学单位，是一克的物体所受的重力。学物理的父亲，希望孩子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在一点一滴中累积进步，便用这个最低的力学单位取名。

　　父亲还真是引路人。在父亲的思维影响下，王克力从小学开始打奥数比赛，直到斩获全国一等奖，拿到保送浙大的门票，再考进竺可桢实验班，一开始主修电气专业。但王克力并不是标准的理工男，“有的人学习数学就无比快乐、兴奋，我没有。”回忆起大学学微积分，痛苦还在。相反，他喜欢英语、历史、经济等，不考试也泡在其中。10岁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玩电脑，顺带把英语学起来了。那时的电脑还是硕大无比的台式机，配DOS操作系统，玩的游戏也是国外的，都是英文。

　　大三那年，王克力要给自己的未来选个专业。不想再纠缠于什么模拟电路、泰勒公式了。

　　王克力的小学数学老师后来做了律师，经常代理劳动争议案子，为弱势群体发声，这感召了王克力，隐约觉得法律是很伟大的社会科学，事关公平正义、社会良知。何况，在英法历史中，随处可见法律从业者的影子。

　　父亲也承认，整天待在实验室里研究、推理，着实无趣。而大学的那些法学教授，生活看起来更为丰富多彩。他支持儿子去学法学。

　　“电气一开始就很难学，但法律是越学越难。”王克力说。刚进入法学院，上孙笑侠老师的课，孙老师就问，有几人看过《论法的精神》，说说看有几本？这让懵懵懂懂的王克力开始明白，学法律读原著的重要性。在本科的时候，他考了英语中级口译。再后来接触到日本法律，看监野宏的行政法、酒卷俊雄的民商法，想要看一些日本文献，于是又考了三级日语。就这样带着“学霸”的模样，2010年研究生毕业又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杭州中院。

　　“哪儿算学霸，我们法院清华北大毕业的同事都有，一个个学习起来那才是‘凶神恶煞’的。”王克力笑着说，“学习是自己的事，也是久久为之的过程，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法院“小白”

　　为一起新类型案件做庭审记录，法学硕士王克力也懵圈了：“这到底是什么专业用语啊？”

　　他决心更快熟悉案件，无论谁的庭审只要有时间就去旁听，无论谁的判决书只要有时间就进系统看，拿着小本本一点一点记录、整理心得体会。在判决书里，他看到了同事张棉用几十页计算逾期利息，这是做法官的认真；看到了同事王江桥开完庭一周内就把判决书写出来，而且判决还可以写得深刻生动，“趁着头脑还是热的，不要等庭审信息冷掉。”这是做法官的聪慧……

　　这样的小本本记了好几本，再去开庭就轻车熟路了。但总还有措手不及的时候。还记得在民四庭时开始审理涉外商事案件，有一次庭审，中方律师庭前拖着一拉杆箱的证据，要求当庭质证，场面着实令人尴尬。

　　“由于中外法律和诉讼程序上的区别，再加上法律习惯和理念上的差距，导致有些误解和冲突的发生，有时候也会招架不住。”王克力说，像这种所谓的庭前证据“突袭”，不仅出现在涉外审判中，在很多国内的民商事案件中也屡见不鲜。有些律师甚至将此视为“秘密武器”。其实，这不仅让另一方当事人不悦，也打乱了法官的庭审节奏。

　　有个澳大利亚的公益组织，专门给流浪者提供帐篷、被褥等物品。该公益组织和杭州一家制造公司签订合同，由中方公司生产这些物料，出口到澳大利亚。

　　先期，双方合作得都比较顺利，中方公司生产了样品给澳方，验收合格，对方表示满意后，中方着手准备大规模生产。然而，大批生产的产品出现了问题。货物运到澳大利亚后，中方却被告知不符合标准，澳方以中方违约为由，要求退货。

　　举证期内，中方并没有提交实质性证据，倒是在庭审前几分钟，律师拿出了不少新证据，令澳方十分气愤，当即提出将庭审延后，并拒绝调解。

　　王克力只能宣布休庭，审核相关证据后发现，主要是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相关材料，和双方当事人就涉案产品规格、数量、质量、交货方式进行反复磋商的电子邮件和对话材料，对案件事实有直接影响，需要质证才能更好地查明事实。但由于这样突袭导致原告没有时间准备，作为法官，王克力严厉批评了被告和代理律师，但还是给予了再次庭审的机会。

　　“我们提倡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并重，但在实践中，证据经过审查，确定对案件产生影响，法院一般仍然予以采纳。”他说，但在外方当事人看来，这样的做法简直是“藐视法庭”。

　　因为这种中外法治文化的差别，王克力在审理涉外案件时非常谨慎。首先要看突袭方提供的证据是否重要，是否必须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向原告释明情况延期开庭，否则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直接不予接收。

　　“套路”

　　路都是走出来的，审判实务更是跟着脚步向前延展。

　　刚进法院，王克力就被告知不要总想着调解，判决才是法官“扬名立万”的根本。但他却成了杭州中院“十大调解能手”之一。“其实写判决很顺手，但调解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很多案子无法通过裁决彻底解决，调解正好可以弥补法律刚性的不足。”

　　但绝大多数的外国当事人对调解的认识有偏差。在他们眼中，法院是裁判机构，既然已经提起诉讼，就应该交由法院判决。他们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抵触在案件审理中进行调解。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王克力开始直接和外国当事人“飚”外语。

　　斋藤女士，日本人，50多岁。在日本生意做得挺大。

　　委托律师起诉中国男子李某，称对方欠她5000多万元人民币。庭前沟通时，王克力直接电话联系斋藤，斋藤对李某很生气，说她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慷慨解囊帮助他做生意，但等到还钱的时候，他就不是朋友了，“那人就是个骗子！”

　　当王克力提出调解时，斋藤立即表示了疑惑，“为什么要调解呢？”“是不是因为李某是中国人？”

　　其实日本也有调停制度，但哪是在诉讼程序之外单独设立的制度，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一般不会参与，这和中国有比较大的区别，也是斋藤疑惑所在。王克力做好了准备，他说明了对李某的调查情况：公司经营不善，负债很多，担保人看还款无望又有脱保的意思。斋藤的证据虽然很充分，但即便判她赢，要想拿回全部借款也绝非易事。

　　在随后的多次沟通中，王克力再三表明法院中立、公正的立场。随着斋藤心中的芥蒂慢慢放下，王克力又联系了斋藤的律师，踢出“临门一脚”。

　　最后的结果，双方都比较满意。除去已经归还的部分，调解协议确定李某偿还的债务是3500万元，其中2500万元一次性付清，剩余的1000万元分期履行。

　　王克力觉得，沟通、真诚固然不能少，但懂点方法、套路，也是专业精神，往往事半功倍。

　　实践中，他常常碰到外国当事人同意了调解方案，但要求“按照调解的方式写个判决书”，听起来岂有此理，但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王克力的“套路”是，以原告调整诉讼请求的方式，将调解结果以判决形式作出。

　　毕竟，很多事情都是平衡的艺术。

　　意大利人的感谢

　　道理讲清了、讲透了，连外国当事人也会感动，王克力甚至收到过败诉的外国当事人写来感谢“法官大人”的信。

　　意大利人马西莫·赛瑞福，到杭州中院起诉中国一家五金公司。赛瑞福和这家公司签有委托合同，赛瑞福帮忙介绍海外业务，从中收取服务费。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中国公司“跳单”了，径自找了国外的公司合作。赛瑞福要求中国公司支付数十万美元的服务费。

　　看到赛瑞福提交的合同和其他证据，王克力发现问题很大：首先合同的订立就有漏洞，中国公司在海外注册了一家公司，与赛瑞福签订合同的正是这家海外公司。

　　赛瑞福败诉后，王克力专门和他用英语进行面对面沟通，虽然不是赛瑞福的母语，但起码有了直接交流。谁知赛瑞福也是倒尽苦水，还谈到起诉前不久，自己的独生子在一起登山事故中不幸去世。虽然法官应该保持中立，但得知这样的消息，王克力还是不免心生同情，把判后答疑重点变成了聊天，除了讲解判决中的几个要点外，主要还是安慰赛瑞福“受伤的心灵”。

　　没想到，这在王克力看来极为稀松平常的一件事，赛瑞福却非常意外，一直说“谢谢法官大人”。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赛瑞福还从意大利寄来感谢信。字里行间多次提到，他没想到中国的法官那么亲切，会亲自和他解释判决中的法律条文，释疑解惑，虽然输了官司，服务费也拿不回来了，但他非常感谢。

　　这下，轮到王克力意外了。小时候看香港的法庭剧，剧里的法官戴着假发套，律师尊称为“法官大人”，好威严，好羡慕，也时常被这份尊重感动着。对法官的尊重，其实也是对法律的尊重。这一点，在日本人身上展现得尤为明显，律师出庭必是西装笔挺，书记员请审判长入席时，必是弯腰鞠躬。在意大利，法官也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官要亲切多了。

　　援疆生涯

　　“从杭州到阿克苏，一万里路云和月；从昨日到今天，一千日夜情和思。”

　　2019年年底，王克力即将告别大漠和戈壁，援疆日记分外浓情蜜意。三年援疆生活，为曾经埋头于办案实务的王克力打开了美丽新世界。

　　2016年深秋，离开已经怀孕5个多月的妻子，王克力前往新疆阿克苏市，以援疆的视角洗去“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法院门的稚嫩。最初夜里总要醒来好几次，阿克苏含氧量稍低于杭州，又干燥，无论怎么喝水都补不进身体。这都成为独特的生命体验，更滋养他的是职场体验。

　　挂职担任阿克苏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民二庭和行政庭工作，从单纯办案跳出来，从面上加强管理。他开始审视审判质效“堵点”所在，然后远程回顾杭州审判制度和司法改革多项经验成果，进行“跨域移植”。阿克苏流动商贩多，民商事案件送达率低，法官又缺少留置送达、电子送达的规范，他便牵头，制定出台关于送达的规章制度、关于繁简分流机制，加快案件流转，民二庭结案率由最初的70%提升到95%。

　　第一次亲自办理暴恐案件，觉得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陲稳定的大局政策非常重要；结对的70多岁的新疆老大爷，老大爷体弱多病，王克力隔三岔五跑去看望他，帮忙把老大爷滞销的苹果销往内地，张罗着老大爷想都没想过的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看着老大爷笑得胡子直抖动，王克力也笑了。第一次写综合材料，在杭州市援疆指挥部担任综合信息组组长，带着央媒大咖深度采访“厕所革命”，深夜写稿饿到吃方便面，稿件刊发庆功宴上举杯庆贺……格局大起来了，世界更缤纷多彩起来了。

　　“援疆是一次人生修行，不仅是援疆，更是援自己。”王克力说，无论政治素质、格局定力，还是综合能力、工作激情，他都经受了一次“系统改造”。

　　国家召唤，使命必达。还是那个王克力，却不是那个重复着机械劳动的王克力了。开始面对更多真实复杂的现实，“致广大而尽精微”。援疆回来，正值春节，还没有从醉氧的混沌无力中调整过来，便遇上疫情防控。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新类型新特点的纠纷凸显，亟须解决。王克力专门各条线征集问题，留下大众、普遍性问题专研解决，主笔写了《杭州法院关于涉疫情形势及防控措施有关民事行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涉及五大方面70多个部分，在杭州中院官微推送，群众所关心的合同效力、劳资纠纷、诉讼时效、立案流程、执行措施等迅速“刷屏”，有效保障群众在疫情期间接受诉讼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管家”不是管人家

　　当幸福浪漫的婚礼进入到表白环节时，司仪问新娘：“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王克力，愿意和他牵手一生、白头到老？”新娘想了想，郑重地说道：“他人好！”台下观礼的亲朋好友瞬时都乐了。

　　这个场景成为杭州中院同事津津乐道的“梗”。

　　王克力自认，他做家务活很“笨”，但他态度好，哪怕常常做完被嫌弃，她再返工一次，如果需要，下一次他还是会做。这“好脾气”，在同事间也是有口皆碑。

　　援疆回来，王克力负责审判管理办公室工作。“审管、审管，你别看这有个管字，一定不能把定位搞错。”赴任近一年，他颇有感慨，这管既不是“管控”，也不是“管理”，是“管家”，就是做好服务，是帮助协作，不是管人家。

　　还真非“好脾气”不可。要清理长期未结案，他拿着数据表一个法院一个法院地跑，属于送达问题的，“来，我们看看能否解决送达问题”；属于鉴定问题的，“来，我们看看能否联系鉴定部门加快速度”；属于案件情况复杂等待上级法院解答相关疑问的，“来把承办部门告诉我，我去催办”……一个法院一个法院地跑，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盯着协助解决。对于影响案件长期未结的鉴定难和当庭宣判问题，有着普适性，审管办牵头调研，最终形成两份书面报告，在两级法院中传阅。跑着跑着，表格瘦身了，从3100多件减到457件。

　　要全面推进无纸化办案。从零开始，在法官和技术都对各项指标、要求还一脸茫然时，王克力率先一个人学懂吃透。作为牵头部门，第一时间制定在线签章和会签等关键流程的操作视频或图解，每日根据实时数据情况对指标数值较低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重点提醒，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问“你们使用了吗？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主动做起宣传员、辅导员，手把手深入一线讲解答疑。法官助理逯庆堂配合王克力做无纸化推进工作，觉得他超级有耐心，树立的工作标准是：只要有法官提出问题，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记下来去找技术问，学会，再主动回复。“脱口而出‘去找技术’，很简单，但有损积极性，有损用户体验感和获得感。”

　　“这些都是精细活，但也是大命题。”王克力这样理解审管工作，不像办案那样有直接的成就感，不是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的，这是事关长远的系统工作。他还记得刚办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股权激励案件，直接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又促使这家大公司完善相关规则，那种花再多工夫也值得的自豪感。而如今要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中一项项去和别人协同完成。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王克力很喜欢《中庸》里的这句话，他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