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明天启年间震惊世人的吴养春私占黄山木植案、汪文言封疆通贿案和吴怀贤圈点杨涟疏案，被人们称为“徽州三大冤狱”。不仅《明史》《明熹宗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和《明通鉴》等史籍有载，而且《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等明清的时事小说中亦有大篇幅的描写。

　　明天启年间震惊世人的“封疆通贿案”中，许多朝庭重臣遭魏忠贤阉党陷害惨死狱中且家破人亡。随着杨涟等“六君子”案平反昭雪，该案主角汪文言忠义诚信之事大白天下，人们无不赞叹他的侠骨情怀。

　　舍身护主

　　历史网络小说《明朝那些事儿》记述了“东林六君子”之一、明代著名谏官副都御史杨涟惨遭阉党陷害、深陷囹圄、受尽酷刑的过程。杨涟在遭受肋骨全碎、铁钉钉脑等惨无人道酷刑后，写下遗书《告岳武穆疏》。文中对自己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只字不提，想的却是“涟一身其一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势所伤实多。”临终前他的那份竭尽生命留下的遗书催人泪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这封含冤遗书道出了杨涟“托孤寄命”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心声，杨涟高风亮节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让魏忠贤阉党惊恐万分，但感动了良心未泯的牢头看守，他们冒着杀身之祸藏匿了这封遗书以“赎清己之罪过”。最终，杨涟等冤案昭雪，魏忠贤阉党残害忠良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场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残酷斗争惨案的主角是一位叫汪文言的徽州人。最早汪文言被魏忠贤等人陷害关押进镇抚司诏狱，阉党锦衣卫指挥许显纯对他严刑拷打，施以“械、镣、棍、拶、夹棍”酷刑，企图迫其引供杨涟等人。汪文言却厉叱：“天乎冤哉！”在遭受了一次次铁钩穿骨、铁刷脱肤、肋骨粉碎等惨无人道的酷刑后，他仍拒绝栽赃诬陷杨涟等东林党同仁志士。汪文言的誓死不屈出乎魏忠贤、许显纯等人的意料。在魏忠贤等人看来，难以找出为官清廉的东林党人“贪腐的罪证”，但可从汪文言身上打开他们“贪腐”的缺口，但万万没想到汪文言竟誓死不屈。

　　《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卷七十一载：文言“再下诏狱，锻炼两月余，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悲失声，文言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泣耶。’至是下狱，严鞠者四，酷刑备加，弗屈如故。”当其外甥买通牢头探监，见到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汪文言失声痛哭时，汪文言斥责“孺子真不才”，并誓言“死岂负我哉”，直至“酷刑备加，弗屈如故”。

　　明史传记中还写道：汪文言被阉党爪牙一次次酷刑折磨，求死不得。许显纯多次劝诱他：“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汪文言听罢沉默良久，随即仰天大呼：“世间岂有贪赃杨大洪哉！”（杨涟别字大洪）结果，“时显纯逼令文言牵引诸人，文言五毒备至，终不承。”（《廿二史札记·汪文言之案》）

　　许显纯无计可施，竟然一面拷打汪文言，一面在汪文言面前伪造其诬陷杨涟贪贿口供，“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垂死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尔面质！’显纯遂即日毙之于狱。”

　　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发誓即使死了也要跟阉党对质的汪文言终被害于狱中，世人听闻，皆称之为“大侠”。

　　福祸相伏

　　汪文言其实并非科举的士大夫出身，史载他“休宁车田人，少孤贫，补县吏”。出身寒门的汪文言，先是做徽州府歙县的库吏，期间，因监守自盗被发配充军。刑满释放回乡当了门子。清人赵翼说：“今世所谓门子，乃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

　　心高气傲的汪文言当然不甘心这样卑躬屈膝他人门下了却一生。经人介绍，他隐瞒污点，投奔江苏金坛贬官在家的刑部郎中于玉立，当了他的书吏。可是，这样一位没有科举功名的编外“徽州小吏”，怎会身陷朝堂党争惹来杀身之祸呢？

　　原来这一切跟汪文言投奔东林党密切相关。于玉立虽赋闲在家，却仍关注朝堂动向。他时常派遣汪文言赴京穿行朝廷重臣要吏间打探，为了方便起见，于玉立给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一个贱役摇身一变，成了踌躇满志的秀才，对于汪文言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或许这正是汪文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开始。

　　置身官场后，行走在儒生贤达间的汪文言，不仅联系上了京中东林党要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还得到当时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大太监王安的赏识，成为王安的门客。权倾天下的王安是万历皇帝太子朱常洛的伴读，光宗即位多依赖他的护持，就连日后的九千岁魏忠贤起初也是王安手下的太监。这样，汪文言也更加得到东林诸公的赏识。

　　万历朝晚年，朝中东林党的对手主要是浙、楚、齐三党，聪慧机智的汪文言为东林党献上离间计，很快瓦解了齐、楚、浙三党的力量，为东林党独霸朝堂立下功劳。由此可见，明万历年间朝堂党争日趋激烈时，汪文言因和颇具正义感的大太监王安结交颇深，还和东林党往来甚密，是得罪魏忠贤阉党的主要原因。

　　蒙冤入狱

　　明光宗皇帝登基一月便驾崩，明熹宗即位。熹宗朱由校醉心于绳墨斧凿之技，将国事委与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等人趁机搜刮民财，打击异己，禁毁书院，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王安被魏忠贤谋害，汪文言失去靠山，监生被革。

　　到了明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櫆与魏忠贤的外甥傅南星结义兄弟，谋划弹劾汪文言，以此向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发难。于是，顺天府丞邵辅忠弹劾汪文言，御史梁梦环附和，弹劾请奏上称：“宪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色取行违。臣久知其非德类也。如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本歙县库胥。逃京师，父事王安，改名营纳。光斗不能追论，而且引为腹心。大中助其资斧，招摇都市，揽泊升迁。借权为名，群奸实收其利；借铨衡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汪文言由此被抓进锦衣卫的镇抚司大狱。

　　当时，东林党势力还很强盛，经过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竭力营救，并得到首辅大臣叶向高的帮助，汪文言很快出狱。此时的他名声大振。此后，他频频走动在东林人士间，东林诸公还推荐他为内阁中书。

　　导致汪文言第二次蒙冤入狱的直接原因是辽东经略熊廷弼“通贿”案。汪文言与熊廷弼的密切关系，是阉党迫害东林人士的一个诱因。熊廷弼身有军功，颇受东林党为主的社会清流支持，他受阉党言官弹劾，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捕入狱，随后遭魏忠贤诬陷“坐赃十七万”。熊廷弼入狱后，“中书汪文言哀廷弼冤，奔走公卿门，为答救。忠贤闻之大恨。”（清张廷玉《明史》）

　　后来，受熊廷弼和东林党委托，汪文言行贿内廷四万金以求赦免熊廷弼的牢狱之灾。但被魏忠贤爪牙探悉，魏忠贤由此心生毒计，“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清张廷玉《明史》）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上奏《劾魏忠贤书》，弹劾魏氏“二十四大罪”。朝廷一些正直官员也纷纷上书，弹劾阉党，魏忠贤于是紧锣密鼓地加紧对清流人士的弹压迫害，想在汪文言身上打开缺口，“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经阉党御史梁梦环弹劾，汪文言再次入狱。接着，魏忠贤假拟圣旨，以杨涟等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为由，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系数关押进锦衣卫的镇抚司大狱，与入狱的汪文言一起“一并究问追赃”。汪文言及“六君子”惨遭毒害，家破人亡。汪文言惨死在阉党狱中后，魏忠贤爪牙还不放过其妻儿，竟然逼迫孤儿寡母变卖田地缴纳“赃款”。

　　昭雪平冤

　　随着杨涟等“六君子”案平反昭雪，人们唏嘘之余无不感叹汪文言的忠诚仗义。

　　汪文言并未饱读诗书成就功名，且还有污迹，但他为何能够在五毒酷刑中誓死不屈保全杨涟呢？一是他长期伴随杨涟等清流贤达，受东林党人清正品行的影响，“受知于杨涟、左光斗诸君子”，汪文言敬仰“六君子”清正廉明的人品。二是受徽州“知恩图报”礼义传统文化的熏陶。崇尚理学的徽州人把礼义诚信作为衡量君子道德风范的标准。在徽州人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诚信礼义规范族人的言行早已成为徽州人的文化习俗。对于人生跌宕起伏的汪文言来说，结识从善如流的杨涟“六君子”是他人生扬帆的起点，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深深根植在汪文言心底。忠义诚信成为他宁死不屈的一种信仰的支撑。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