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据的审查以及对证明规则的运用，古已有之。无论是“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还是“若赃状露验，据状断之”，抑或是“ 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历代法典中鞫狱断刑、解决纠纷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施为之事，而是必须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就要求司法官员必须有一定的证据意识、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大量案例判词凸显出南宋时期名公审理案件时的裁判理念、裁判方法，特别是对证据的重视以及对证明规则的运用。以下先试举一例：

　　名公翁甫（号浩堂）审理了一起《买主伪契包并》案。寡妇阿宋有三个儿子，长子黄宗显，次子黄宗球，小儿子黄宗辉。户下的产业除三分均分外，留下门前池、东丘谷园和池一口，作阿宋养老之用。嘉定十六年，黄宗球将东丘谷田三分中的一分，出典给黄宗智，有干照（契约文书），并且有母亲及牙人作证，其余的两分，即黄宗显、黄宗辉之产不曾出卖。阿宋诉于官府，称黄宗智欲强占其业。而黄宗智拿出一份嘉熙元年、有其余两兄弟黄宗显、黄宗辉签名的典契，称三分田产均已典卖给他。

　　两份典契（文书），两种不同的说辞，判官该如何判决，依据什么来辨别真伪并作出裁判呢？原判词如下：

　　据阿宋初词，以为黄隅官宗智强占其业。黄宗智供状，则以为并已买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纸，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即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以黄宗显字画考之供状，已绝不同。又据阿宋称，黄宗辉系乙未年身死，今上件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陈，官司不与尽情根理，则此田遂陷入黄宗智之手，使孤儿寡妇坐受抑屈，岂不可怜。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仍给据与阿宋照应。

　　判官之所以认定黄宗智伪造田契以占他人之田，主要就是基于对“证据”，即两份典契的审查。在仔细核验、辨明真伪的基础上，判官查明实情为黄宗智“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从案件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

　　首先，在证据类型上，南宋时期的证据不仅已有书证、物证，还有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等。本案涉及的书证和证人证言中，二者的证明力也有高下之分。按照《宋刑统》规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人、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宋代土地田产买卖典当需要订立契约，需要有本人、牙人、邻人在契上署名。经过官府投税印押的契约，称为“红契”或“赤契”，而私下订立没有经官投契的，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名公吴恕斋曾说，“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而“白契不可凭”。从这一点来看，现代证据规则对此仍有沿袭，比如经过公证的书证、公文书证证明力更高。

　　其次，证据审核认定上，在审查证据三性的真实性上，本案也值得称道。从形式上看，黄宗球与黄宗智签订的典契形式完备，不仅有签字，还有母亲阿宋与牙人作证。而黄宗智拿出来的嘉熙元年的契约，既没有牙人的署名，也没有阿宋的知押，与当事人之一的黄宗显的字迹也不一致；从内容上看，黄宗智的契约上只有两兄弟黄宗显、黄宗辉的签名，没有母亲阿宋和牙人的署名，依常理推断，不符合当时田产典卖的一般规矩。更重要的是，另一当事人黄宗辉在乙未年已经死去，而“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种种迹象表明，第二份契约的内容不合乎情理。

　　再次，从证明过程看，判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以证据为基础勘测案情，力求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所谓“事有似是而实非，词有似弱而实强，察词于事，始见情伪，善听讼者不可有所偏也。”各种证据综合审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才能查明案件事实。本案中翁浩堂也同样并未依据书证这种单一证据，而是结合了证人证言，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等综合进行判断，最终形成内心确信，正是善听讼者之所为。

　　最后，在作伪证惩戒上，本案认定“黄宗智立伪契占田”，翁浩堂不仅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同时还将伪契毁抹附案，并对伪造证据者“勘杖一百”，这对抑制伪造证据、作伪证等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惩戒效应。类似做法在《清明集》的《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兄弟争业》等多个案件中均有体现，反映了判官对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进行惩戒的倾向。

　　“据证定罪”，不偏听偏信，注重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朱熹有言，“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与前朝相比，宋代对证据的重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辨别和运用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洗冤录集》这部法医学著作的问世与应用，更是帮助司法官员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实现了质的飞越。但仔细思考，尽管已经取得如此成就，是否可以说南宋时期已经形成较为科学的证据制度？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以下再举《邻妇因争妄讼》一案的判词为例：

　　观阿周状貌之间，必非廉洁之妇。与尹必用比屋而居，寻常升堂入室，往来无间，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则未有不从者。今阿周乃谓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闺之中，抗拒得免，逃遁而归。此必无之事也。若果有之，何不即时叫知邻舍，陈诉官府，必待逾年而后有词，则其为妄诞，不言可知矣。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本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为群，专事唇舌。邻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真此曹之谓也。阿周今至讼庭之下，太守之前，犹且谗谤不已，略无忌惮，况在家乎？决竹篦十五，押下本廂，扫街半月。尹必用今后亦当安分守己，亲善邻舍，不许因此得胜，妄生事端，如再惹词，定当惩治。

　　此案的原告阿周是一名妇女，状告邻居尹必用，称自己被他抱持于房闺之中，幸而全力抗拒，最终方得逃脱。与前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判官胡石壁认定阿周妄诉，所依据的仅仅是三个推论。一是“观阿周状貌”，看出她“必非廉洁之妇”。为支持这一论述，胡石壁指出，阿周与尹必用比邻而居，却并不懂得避嫌和自重，“升堂入室、往来无间”，认为阿周其人“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则未有不从”——这是根勘已知行为，推定未知行为的逻辑。二是如果阿周真的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闺之中，就应当即时叫知邻舍，到官府起诉，为什么逾年而后有词？——这是根勘行为动机，推定案件事实的逻辑。三是阿周到了判官跟前，仍然喋喋不休、谗谤不已，何况平时在家呢？这一定是一个口舌之妇——这是根据阿周的庭前表现，把已发生情节当做佐证，进一步巩固已有结论的逻辑。三层推论尽管看上去有理有据，然而细察之下，却并无明确的证据支持。尤其判官从原告样貌、平时举止就推断其“必非廉洁之妇”，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看出，尽管是原情定罪的需求，然而本案对品格证据的运用几乎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在科学性、公正性上的瑕疵也不言自明。

　　上述两个案件对比可以看出，南宋时期，一方面判官审案认定事实仍然坚持以证据为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焉，则难乎片言折狱矣。”证据是考察虚实的基础，条法是剖判曲直的依据，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通过主观臆断，难免作出不公正的裁决。然而另一方面，在没有证据的特殊情况下，比如，案发时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场、缺乏其他旁证的案件，如辱骂长辈、强奸未遂、猥亵妇女等，一般是根据推理、义理等作出审判。可见在司法的特定场域，判断案件事实主要还是依靠法官的个人决断。

　　西人韦伯将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归结为“卡迪审判”，即裁判者通常诉诸法律之外的灵魅、情感、伦理关怀、政策考量以及抽象的社会正义观。尽管古代判官的裁判“带有具体权衡的特色”和个案裁量的特性，但据证定罪仍是一条基本规则。即使在没有证据予以佐证的案件中，法官也并非是任意自由裁量的，而是必须受到当时社会公认的情、理、法的多重制约，受到“礼”的约束，服从于普通民众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和对实体正义的渴求。总的来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南宋判官通过审查证据对事实进行评价，进而与法律规范相联系，最终使案件的裁判达到了酌人情而循法意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