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治，有区分，亦有关联。法是治理手段，治是法之归趋。法有繁简，治有安乱。法简法繁，治安治乱，彼此间的因缘，较为复杂？明代有一策题，与此相关。策题如下：

　　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法。捐法而求治，犹涉江河而亡维楫，鲜有济矣。乃入关而约法三章，克长安而约法十二条，至阔略也，而卒为二代基治之主，何欤？悬告奸之格，定减爵之令，法至详矣，而竟兆危亡之祸，抑又何欤？世儒拘于法而不获自适，至举圣人之法而力诋之。有谓焚符破壐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后可与论议者；有谓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劵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者，语至拂经也。岂亦有激而言之欤？明自二祖开基，列圣继统。二百年来，德泽深厚，法立而不用。至我皇上，端拱而朝，万国垂十祀矣，而威日旁畅，论者谓宜养以宽大，俾国家之元气益实，亦自有见欤？诸生行持文墨议论，幸熟计之，务以质对。（《（万历十年）浙江乡试录》）

　　此题既有历史的拷问，又有现实的诉求。评历史直指当下，解现实上扣先秦。历史的维度，理性的探寻，灿然于题，烂漫于目。就此题，《（万历十年）浙江乡试录》仅选录了姜镜的一篇程文。该文深得考试官周溥的赞许，认为“雄文卓识，足冠时髦”。那么，姜镜就法简法繁与治安治乱提供了哪些真知灼见呢？

　　首先，在立法上区分“吾之不得已”与“求之不已意”。简单地寻求法简法繁与治安治乱之间的对应关联，在思维上容易掉进二选一的窠臼，所以，姜镜另辟蹊径，从根源入手，提出“不得已”与“求之不已意”的立法理据。“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识治者缘于不得已以立法，而不任法以求治，斯得之矣。”法仅是“治之具”，是为治而法，而非为法而治，也即“任法求治”。“不得已以立法”，重在强调立法的顺时，或被动的适应。远古之初，号为至治，民不知有法，“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形有动作，心无好恶”。嗣后，人心丕变，“风会日流，淳朴漓散，智巧繁兴”，所以圣人顺时立法，“人为之防，事为之制，而法立焉。为之名位以辨其上下，为之爵赏以旌其功伐，为之刑罚以肃其淫惹，为之条教以啓其趋避，为之号令以约其涣散，为之甲兵以诛其暴乱，皆法也，亦皆天下之情所不得已者也，圣人缘于不得已以立法”。“求之不已意”，视法为治，或为法而治，把法等同于治，其意在凸显立法的超前，或立法的主动作为：“今之求治者，吾惑焉。踵故袭常，见谓頽靡而不振。既饬其法，以为一切整齐之具。其效也至于厘敝起废，臻综核之理矣。顾求之不已意，以是法为终始，欲纯任之。”在认识上，“不得已以立法”是以“法者，治之具”为基础；“求之不已意”则是以“法即治，治即法”为背景。“不得已以立法”则法简，“求之不已意”则法繁。

　　其次，法简法繁导致法效相异。法简因“谅吾之不得已”，故有“相率守法”的自觉；法繁因“求之不已意”，故有“饰貌避法”之狡狯。“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尽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暴禁。”（邵博《闻见后录》卷八）“苛令”、“暴禁”，是法繁。秦尚商鞅“刀笔之迹”，“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虽致强秦，但“伤和睦之俗，构仇雠之怨，驯致亡秦”；隋兴严刑，“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羣贼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溃”（魏征《隋书》卷二十六）。“约法三章”、“约法十二条”是法简，法简使“丰沛匹夫”之刘邦，“提剑而平秦乱，天下所以归之如流者”，迄成帝业；法简也使“太原留守”之李渊，“起兵而平隋乱，天下所以应之如响者”，旋复帝位。苦“法繁”久矣，必致帝业于累卵；思“法简”如饥矣，顺应而为则必成。

　　第三，法之损益，应需渐变。法久而弊生，有案而难用，因此，法之损益是常态。损益是变，变要渐变：“徐察其弊之所在而剔除之，酌利害之大小，权得失之轻重，而微为之损益，不得因弊而遽废其法。”因渐变而使守法者“浑然无感”，“有法犹无法”也。若法有弊，肆意阔斧，参杂邪说，详悉科条，繁缛节目，“使民耳目口鼻，悉听命于上而不获自适其性命之情，吹毛而求疵，洗垢而索瘢，法愈密而民愈不堪”。民不自适，动则掣肘，则“亦出其诡僻淫险之智，惑上之视听，而逃于法之外，以与吾角天下，乃始大坏”。庄子的“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朱得之《庄子通义》卷四），刘安的“民知书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劵契而信衰，知机械而实衰”（刘安《淮南鸿烈解》），便是管窥法弊之后的激变之说。“后世之法密而兴怀邃古之初”，可以理解，但泄愤闷而坠于“尽捐法而可以治天下”之论，则不免过激。

　　“吾之不得已”，是“不求治于法而求治于心”“求之不已意”，是“求治于法而不求治于心”。立法是依“吾之不得已”而立，还是依“求之不已意”而树，事涉法简法繁。因“吾之不得已”而立，则法无繁简；因“求之不已意”而立，则法必繁。“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法”，天下也不可有一世之定法。“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者，已之而弗举也；政有所得轻而所失重者，已之而弗行也。”反之，“事有利于大而害于小者，倡之而勇举也；政有所得重而所失轻者，倡之而勇行也。”审时度“不得已”之势，行以立法之霹雳手段，则治久矣。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