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法官，甫一拿到诉状，先会“原情”。“原情”的含义很多，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查明发生争端的真正起因。蔡久轩“争墓木致死”判就说：“决断大辟公事，要见行凶人起争之因，所谓原情定罪者是也。”不仅是“大辟公事”，对于“以细故视之”的民事纠纷，“原情”也是关键一环。找到了真实动因，就能化繁为简，对症下药；甚至还能戳穿“小人奸状”，以利釜底抽薪。胡石壁“赁人屋而自起造”判，通篇就是在“原情”：

　　李茂森赁人店舍，不待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旧造新，固不无专擅之罪。但自去年十月初兴工，至今年三月末讫事，历时如此其久，蒋邦先岂不知之？若以为不可，则当不俟终日而讼之于官矣，何为及今而始有词？况当其告成之后，又尝有笔贴，令其以起造费用之数见论。以此观之，则是必已有前定之言矣，不然，则李茂森非甚愚无知之人，岂肯贸然捐金縻粟，为他人作事哉！词讼之兴，要不为此，必是见李茂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所以兴讼以邀之，其意不过欲勒其裁减钱数耳，非果欲除毁其屋也。小人奸状，有何难见，两家既是亲戚，岂宜为小失大，押下本厢，唤邻里从公劝和，务要两平，不得偏党。五日。

　　在这个案件中，李茂森租赁蒋邦先店舍，“不待文约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旧造新”，蒋邦先乃兴词讼，要求官府判决“除毁其屋”。胡石壁通过对诸般情状的分析，找出了真实动因：“必是见李茂森具数太多，其间必不能一一皆实，所以兴讼以邀之，其意不过欲勒其裁减钱数耳，非果欲除毁其屋也。”原情既成，争点立现，审理的重点也就能够聚焦。既然只涉及钱数多寡，那么“唤邻里从公劝和”也就能够解决问题。“押下本厢”，“五日”为限，案件的“分流”就此完成。说到“本厢”，又可以多说两句。厢者，城厢也。宋初，京师开封府于府下设厢，厢下设坊。南宋临安沿之。或许是为了减轻专业审判机构的压力，也可能是有利于矛盾下移，前后两宋都曾赋予厢官处理部分轻微斗讼案件的职能。

宋代的厢坊生活（选自All Men Are Brothers，The George Macy Companies，Inc.1948年版，Miguel Covarrubias画）

　　四曰调解优先。南北两宋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虽然具体制度并不见于律令规定，但作为“活的法律”的判词，却为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样本。

　　在宋代，民间自行调解现象大量存在，官府亦承认调解的效力。叶岩峰“下殇无立继之理”判记载：朱司户与族人朱元德因立继之事起争，“不欲争至讼庭，竟从族人和议，捐钱五百贯足与朱元德。此与可谓无名，其意盖图安静耳。”不料朱元德欲壑难填，“已和而复讼”，叶岩峰如何能够支持？不仅驳回他的诉讼请求，还确认了和约的效力。判词云：“朱元德已立领钱文约，又责立罪罚二千贯，文墨显然，合族乃朱修炳等一一签押于其后，亦有一状申缴在官矣。岂谓朱元德已和而复讼，朱修炳又从而曲证之，却谓亲约文书不可照用，有此理否？”

　　也有很多是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官府将案件交由宗族或者邻人先行调处。以刘克庄“德兴县董党诉立继事”判为例，因是继母与养子之间的争议，且养子董党多有可谅之处，刘克庄认为，“此事当以恩谊感动，不可以讼求胜”，乃“帖两县”，“请二士更为调护”。同时还建议：“董党亦宜自去转恳亲戚调停母氏，不可专靠官司。”胡石壁“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从恕如不悛即追断”判，则是“仰邻里相与劝和”。这道判词主要致力于说理，因为宋人明白，“劝和”能否成功，关键在一个“劝”字。劝和不是强压，服气才有和气。判词云：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官府出面调解也是常态，许多官员甚至还自觉地将其当作职责所在。例如蔡久轩“俾之无事”判就说：“兄弟叔姪交争兴讼，此风俗大不美也。徽为江东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观风问俗者之罪也。”“委曲劝谕，导以天理”，“果能消争融隙，变阋为怡，此正当职之本心”。在“母子兄弟之讼当平心处断”判中，吴雨岩则是“选择好同官，俾之引上三人，作一处审问，然后母子得以相告语，兄弟得以相勉谕，而哗徒不得以间隔于其间，融融怡怡，飜然如初”。调解成功之后，他不由得感叹：“母子也，兄弟也，天伦也，奈何而不平心邪？”“为政者先风化，刑杀云乎哉！”

　　宋代亦有自行和解的司法确认程序，蔡久轩“俾之无事”判就是例证。在这起案件中，若泾、若庸先是兄弟阋墙，打得不可开交，后经委曲劝谕，导以天理，兄弟二人达成了谅解。蔡久轩认为：“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即是好人。”今若泾、若庸持无争状赴司，“则其兄弟之间，退省静思，良心善性固未泯灭也”，于是“特从所请，仰速具无争状并申，如更展转嗾使，定照已判施行。”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宋代调解结案的方式是出具“无争状”，这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调解书或者撤诉申请书。在吴恕斋“争界至取无词状以全比邻之好”判中，还曾使用过“无词状”的称呼，大概是一回事。判词云：

　　厢官究实，其曲已全在刘正甫。两家共一藩篱，正甫如欲撤而新之，先当以礼告于周掌膳可也。今不告撤篱，直入其圃，周乌得而不怨。正甫此时尚能早辞逊谢，则可以全乡曲之义矣。复行抗骂，周又乌得而无词。况周为士人，刘为牙吏，亦当自识高下，岂应无礼如此。但周之所以召侮者，岂非以其地相连接，而怨刘之取赎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却正不必为此怀憾。未欲遽有施行，以亏比邻之好，再帖厢官，监刘正甫以礼逊谢，夹截界至，取无词状申。如再侍强，定行断科。

　　和解之道，求得是“和”的结果，那过程却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必须把道理说透，把是非分清。在另一篇不著作者姓名的“争地界”判中，就明确提出了“事既到官，惟以道理处断”的观点。判词云：

　　傅良绍鲍家产业，沈百二承赁乔宅屋宇，交争地界互诉，委官审究。今详主簿所申，则沈百二之无道理者三。以干照考之，卢永执出乔宅契书，该载四至，其一至止鲍家行路。既曰至路，则非至鲍家明矣。今沈百二旋夹新篱，乃欲曲转钉于鲍家柱上，一也。以地势参之，非但高低不同，鲍家屋侧，古有水沟，直透官街，则一沟直出，皆是鲍家基地明矣。今沈百二转曲新篱，乃欲夹截外沟一半入篱内，二也。以邻里证之，沈九二等供，当来篱道系夹截于沈百二屋柱上，渠口在沈百二篱外，则沟属鲍家，篱附沈屋，众所共知，信非一日。今一旦改篱跨沟，曲折包占，纵傅良可诬，而邻里不可诬，三也。考之干照，参之地势，证之邻里，其无道理如此，何为尚欲占据？原其所以，傅良父在日，尝以此地借与沈百二，其时两家情分绸缪，彼疆此界，初不计较。久假不归，认为己物，且欲筑室其上，傅良乃以好意欲归侵疆，而沈百二反以秽语肆行抗对，是以力争。事既到官，惟以道理处断，引监沈百二除拆新篱，只依干照界至，归还地段，庶可息争。然所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乎和睦，若沈百二仍欲借赁，在傅良亦当以睦邻为念。却仰明立文约，小心情告，取无词状申。再不循理，照条施行。

　　在这道判词中，沈百二与傅良因交争地界而互诉，法官“考之干照，参之地势，证之邻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沈百二都是“无道理”的一方。如此详尽考论，就是要分清是非，更是要沈百二明白，如果依律裁断，必定会判其“除拆新篱”，“归还地段”，只是考虑到“所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乎和睦”，才建议他以调解方式解决。

　　五曰惩治哗徒。兴许是因为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爆棚，传统的义利观在宋代百姓那里有所颠覆，一般民众“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利害。才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对于那些“因闲唇舌，遂至兴讼”者，法官们往往少不了一番规劝。例如胡石壁“乡邻之争劝以和睦”判就说：“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财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嚇，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官府也深知，许多妄诉，背后都有哗徒教唆架讼，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些“城狐社鼠”，上蹿下跳，“鞭车惊牛”，对于民风的影响不可低估。胡石壁在“先治依凭声势人以为把持县道者之警”判中就曾指出：“新化本在一隅，民淳事简，果不难治。只缘有数辈假儒衣冠，与一二无赖宗室，把持县道，接揽公事，所以官吏动辄掣肘。”方秋崖“惩教讼”判则云：“袁自韩文公时，称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则其风俗淳厚，盖已久矣。不知何时有此一等教唆之辈，不事生业，专为嚣嚣，遂使脑后插笔之谣，例受其谤。”

　　所以宋代官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哗徒。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长短，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景德二年六月诏：“诸色人自今讼不干己事，即决杖枷项令众十日。情理蠹害屡诉人者具名以闻，当从决配。”天禧元年十月诏：“自今后所诉事并须干己、证佐明白，官司乃得受理，违者坐之。”官府还不无极端地对民间风行的教授词讼行为痛下杀手，高宗绍兴十三年令：“诸聚集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

　　州县主官亦以追捉哗徒为己任，例如胡石壁就在判词中说：“当职疾恶此曹，如恶盗贼，常欲屏之远方，以御魑魅。”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牓》也说：“所在多有无图之辈，并得替公人之类，或规求财物，或夸逞凶狡，教唆良民，论诉不干己事，或借词写状，烦乱公私。县司不住察探，追捉到官，必无轻恕。”方秋崖初到袁州任太守，便遇到一个教讼之徒，他认为，“初开杖封政，当断以奸猾，以厚风俗”。于是将那厮“杖一百，枷项本州，其四县各令众五日，镂榜晓谕”。并且警告：“后有教讼，非杖一百所能断也。”

　　《清明集》“惩恶门”收录了多篇惩治哗徒的判词。例如胡石壁“妄诉田业”判云：“今刘纬自是姓刘，乃出而为龚家论诉田地，可谓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乡，专以健讼为能事。今事在赦前，固难追断，然若不少加惩治，将无以为奸狡者之戒。”翁浩堂“专事把持欺公冒法”判则云：

　　西安词讼所以多者，皆是把持人操执讼柄，使讼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得休。有钱则弄之掌股之间，无钱则挥之门墙之外。事一入手，量其家之所有而破用，必使至于坏尽而后已。民失其业，官受其弊，皆把持之人实为之也。郑应龙身居县侧，自称朝奉，孙又称宗女婿，专以把持为生。日在县门听探公事，凡有追呼，辄用钱买嘱承人，收藏文引，或得一判，则径驰报之所追之家，民讼淹延，皆此为祟，当职知之久矣。今所追缪元七等证对陈元亨争产事，郑应龙公然收留陈元亨，饮食于家，收藏缪元七，不与到官。隅官、保正信帖来往，指证明白。及承人上门，则推后户而使之窜，又殴打捕人家人吴元有伤，其冒法欺公有如此者。缪元七、陈元亨事，本县已与决断，吴元、马曾之违慢，郑应龙之把持三名，且与勘杖一百。引监郑应龙唤出缪元七来，申州及请监司照会。

　　六曰打假禁伪。虚假诉讼、伪造证据，不独紊烦官府，更毁害世风，因此亦在严打之列。《清明集》中有一则“假作批朱”判，惩治的就是“假作本司批”的书铺。宋代的书铺并不是买书的铺子，而是处理公文和公证事务的民间机构。书铺之设立，意在打假，不打反教，岂可容忍？正如判词所云：“争赌之罪小，假作本司批最大。受书铺教唆之罪犹可恕，身为书铺，而教人假作批朱之罪不可恕。杨璋勘杖一百，编管邻州，取上断。其赵澄、胡寿等情罪，备拟牒州佥厅重断讫，申。”蔡久轩“出继子卖本生位业”判，则是对诉讼中的伪造证据行为予以惩戒。判词云：

　　所拟已为详尽。余自强出继余端礼，系是绍定五年经县、经提刑司除附，张皇如此，谁不知之？李宅买自强田业，印契乃在绍定六年正月，则是自强于出继一年之后，盗卖本生家田，李宅明知违法，而明与交易也。设使余自强不曾出继别位，而昧瞒母亲出卖，犹合钱归官，业还主，而况为他位之子，乃盗卖本生位之业，违法悖理，莫此为甚。李安抚宅抵拒监司、州郡及御史台已判断毁抹之契，十五年不肯出官，强行收苗，横已甚矣！纵不监李宅苗还许氏，岂有监钱还李宅之理？余自强、夏潭各从杖八十，并监纳苗钱入官。伪契非特假作许氏花押，兼所写字画皆在朱印之上，又无年月，全不成契照，可见作伪之拙，毁抹附案。业还许氏管佃。余照拟行，仍申御史台照会。

　　以上，我们梳理了宋代在避免成为诉讼大国方面所作的一些努力，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但需说明的是，不能就此认为，宋代只是一门心思地限制诉讼。这只是一端，如果只执一端，在治理社会方面也会出问题。没有纠纷当然最好，但那只是理想国的场景；诉讼固然不值得提倡，但诉讼却又是理性解决纠纷的不可或缺的平台。事实上，在积极的一端，宋代也多有探索和建树。例如在司法机构设置上，能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完善，鞫讞分司、翻异别推、法官回避、同僚复查，都是其中的亮点。宋代首创的提点刑狱司制度，也强化了对地方司法审判的监督。高宗朝时汪应辰就曾说：“本朝比之前世刑狱号为平者，盖其并建官师，所以防闲考复有此具者。”

　　在受理起诉方面，虽然有限制控告的一面，但也有奖励控告的一面。太祖建国之初即下诏：“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吴雨岩“豪民越经台部控扼监司”判也曾说：“若使本司可以泯没发案，不行申控，则监司可废，国法不行，奸民得志，手足倒植。”不应受理而受理者固要治罪，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亦要治罪。包拯知开封府后，就致力于解决“诉讼难”，“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虽然有“务限”要求，但同时也允许例外。《宋刑统》规定：“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遣断，不拘上件月日之限。”隆源元年又补充规定：“应婚田之讼，有下户为豪强侵夺者，不得以务限为拘。如违，许人户越诉。”朱熹作地方官时，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以区分缓急，有紧急事件之人，“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虽然宋初法律严禁越诉，但之后却逐渐开禁，南宋时，又增立了越诉之法，扩大了越诉范围，允许越诉的对象主要指向路州县官吏违法害民的行为。在实际案件中，法官也会对何以引发越诉进行原情。《清明集》中就有星渚所写的一道“越诉”判，全文如下：

　　讼公吏取受，多因县官好恶之偏，所以经府，岂可罪其越诉。主簿所断具当，从申行下。

　　虽然严惩健讼，诬告反坐，但在民告官时却并非一概适用。宋人认为，“天下未闻有因诉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带虚不坐，明知其健讼亦不坐，盖诉吏犹诉贼失物，终无反坐也”。不过，对于“名为诉吏而实非诉吏者，却不可不察其故”。在吴雨岩“治豪横惩奸吏自是两事”判中，骆一飞就是“名则诉吏也”，但“所诉之吏，只是向来行案之人”。吴雨岩认为，倘“于其名，不于其实，何以折奸慝，何以行实政？”如果支持随意妄诉，就会给行案之官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今后一飞有事到官，决不敢行案，决不敢承勘”。

　　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司法理念也是一个完整体系，见木不见林，顾此而失彼，都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