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浙江省法官惩戒暂行办法》，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其实，早在4000年前，中国古代法律便有了对“法官”的惩戒制度。

　　肇始于夏周

　　一般认为，古代对“法官”的惩戒制度首创于夏朝，如《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此处“官刑”就包括惩治枉法裁判的“法官”之刑。夏朝《政典》也规定：“先时杀无赦，不及时杀无赦。”即要求官吏执行公务时必须严格遵守法令或制度。此外，夏朝还制定“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的刑事审判原则来提醒“法官”切勿错杀无辜之人。

　　商朝为防止官吏腐化堕落，督促官吏遵守法纪，特此制定相关法律，以打击当时官吏中存在的“三风十愆”的歪风邪气，即三种恶劣风气所滋生的十种罪愆，这三种恶劣风气是，巫风：舞、歌；淫风：货、色、游、畋；乱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合为十愆（《尚书·伊训》）。

　　及至西周、春秋时代，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对“法官”的惩戒制度较前更为明确和具体。如《尚书·吕刑》中规定，凡是“法官”犯“惟官（倚仗权势），惟反（涉嫌报复），惟内（疪护亲属），惟货（索取贿赂），惟来（受人请托）”的“五过之疵”，用“其罪惟均”（“法官”受到与被告相同的处罚）来惩罚。再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制定了“法官”判案时，实行“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规定，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晋文公时期，晋国首席“大法官”李离因断狱错误，将不该判处死刑之人判处死刑，最后根据上述规定，“伏剑而死”。

　　发展于秦汉

　　秦朝的“法官”惩戒制度既继承了前人“其罪惟均”和“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立法精神，又开创性地以“法官”的主观态度来区分司法责任。

　　秦律规定，对于已交付审判的案件，“法官”必须依法判处，不得轻罪重判、重罪轻判或放纵罪犯，否则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同的惩罚。秦简《法律答问》记载有以故意为构成要件的“不直”罪（罪重而故意轻判，罪轻而故意重判）、“纵囚”罪（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罪，或故意隐匿案情，使犯人够不上犯罪标准而判无罪），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失刑”罪（“法官”因过失而定罪量刑不当）。

　　汉朝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惩戒制度，只是概念上有所不同，如“不直”罪改为“故不直”，“纵囚”罪更改为“故纵”。

　　此外，汉朝对贪赃枉法者予以严惩，规定了“恐猲受赇”（武力威胁索取钱财）和“受赇枉法”（收受他人财物枉法）两种贪赃枉法罪，对所犯两种罪的“法官”均处以死刑，如《汉书·王子侯表》记载：“嗣葛魁侯戚坐缚家吏，恐猲受赇弃市”。

　　成熟于隋唐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各类法律制度也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法官”惩戒制度也日趋成熟定型，直至明清，相关制度也未有明显变化。这项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司法管辖责任。唐律对级别管辖、地区管辖有详细的规定，《狱官令》记载：“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诸鞫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即先后向两个县的审判机关告发的牵连案件，由先受理的县管辖，对于违反上述管辖原则的“法官”，《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

　　第二，违法受理责任。唐律的违法受理责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应当受理而推诿不受理的责任，如《唐律·斗讼》记载：“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二是不应受理而受理的责任，如“法官”对投匿名文书告人、诉状不合法律要求、越级而告、所告为赦免之前的事等情形，不应受理而受理，则会受到“官司受而为理者，加二等”“官司受而为理者，减所告罪一等”“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官司受而为理者，以故入人罪论。至死者，各加役流”等惩罚，即“法官”因不同事由对不应受理的案件而予以受理，受到的惩罚各不相同，如受理超越级别的案件，“法官”与上诉者各笞四十。

　　第三，违反回避责任。《唐六典》首次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法官”审判回避制度，即换推制，“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此外，《唐律·职制》还规定：“诸在外长官及使人于使处有犯者，所部属官等不得即推，皆须申上听裁。若犯当死罪，留身待报。违者，各减所犯罪四等。”

　　第四，违法刑讯责任。唐律规定的“法官”违法拷讯责任，主要包括刑讯不符合法定条件、违反法定程序刑讯、不用法定“讯囚”杖拷讯、不在法定部位拷讯、刑讯超过法定限度、拷囚限满而不及时予以处理、拷讯囚犯中途换人、对不得拷讯之人施行拷打等八种责任。

　　第五，出入人罪责任。所谓出入人罪，是指“法官”将有罪者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和无罪者判为有罪，以及轻罪判为重罪的违法行为。出入人罪的“法官”，根据其主观故意和过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意者罪重，适用“反坐”原则；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处罚。

　　第六，据证定罪责任。“法官”必须依证据定罪，反之，以犯罪论处。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众证定罪必须“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二是“其于律得相容忍，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不得为作证之人。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即按照犯罪之人罪行减三等惩罚）。

　　第七，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唐朝统治者要求“法官”断罪时必须认真援引有关法律条文，不得随意裁判，违者要被处以刑罚。例如，《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第八，违法宣判责任。“法官”必须依法向囚犯及其家人公开宣读判决内容，并认真听取囚犯的申辩，违者论罪。其规定是，“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

　　第九，同职连坐责任。参与办案的“法官”及官吏都必须在判决文书上签署姓名和意见，案件如有错误，则官吏要负连带责任。例如，《唐律·名例》规定：“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

　　以史为鉴

　　古代“法官”惩戒制度沿革清晰，内容丰富，它的确立和发展，体现了古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及所蕴含的司法精神，都为当前构建法官惩戒制度提供了有益经验。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古代“法官”惩戒制度的发展是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产生的，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其自身带有孤立性、排他性特点，而且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长期延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保守性和专断性，因此，在借鉴该制度的同时，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