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像（资料图片）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孔子倡导无讼？因为在古人看来，“讼终凶”。《易经·讼卦第六》云：“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彖辞”对此又作了补充：“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川，入于渊也。”文字有些玄奥，大致的意思是说：争讼乃由诚信被窒塞而产生，必须加以控制。如果穷争不已，必将导致凶险不利的结局。这种认识，导致“花落讼庭”的“无讼”境界几乎成了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普罗百姓也相应形成“惧讼”“贱讼”乃至“避讼”的传统观念。就像明人王士晋所说：“太平百姓，完赋税，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

　　这一局面，到了宋朝为之一变。为什么会是宋朝？因为唐宋之交发生了变革，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贵族式微，平民崛起，契约时代，全民皆商，都是与前代社会截然不同的样貌。吴钩说：“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于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国家不仅更加注重立法，也史无前例地开始公布法律。宋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直信奉“愚民”政策，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到宋朝，情况为之一变。徐道隣曾说：“宋朝皇帝，懂法和尊重法律的，比中国任何其他朝代都多……所以中国法治，在过去许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这当中，就包括更加注重编纂公布法律。建隆四年，朝廷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与权大理寺少卿苏晓等撰集《刑统》三十卷和《编敕》四卷，“诏模印颁行”。州县官员亦以各种形式“晓示民庶”，例如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九《劝谕榜》就云：“朝廷法令，明白颁告郡县，欲纳民于厚。”加之南北两宋正值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印刷术也带动了法律文本的大规模普及。

　　在民间，教授诉讼、律文的“讼学”应运而生，民间学法习律的自觉意识蔚然成风，替人书写诉状、教唆词讼的职业讼师、“珥笔之民”也渐次出现。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就记载了当时江西的情形：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各种因素叠加，一时间不少地方出现“诉讼爆炸”的局面。只看判词《清明集》，就能感知好讼之风吹遍南宋大地。例如胡石壁“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判说：“湖湘之民，率多好讼，邵阳虽僻且陋，而珥笔之风亦不少。”蔡久轩“俾之无事”判说：“徽为江东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观风问俗者之罪也。”佚名“资给人诬告”判说：“婺州东阳，习俗顽嚣，好斗兴讼，固其常也。”马裕斋“哗徒反复变诈纵横捭阖”判则说：“浙右之俗，嚣讼成风，非民之果好讼也，其中一等无籍哗徒，别无艺业，以此资身，逐臭闻腥，索瘢寻垢，事一到手，倒横直竖，一惟其意，利归于此辈，祸移于齐民。”

　　好讼之风不仅在地方上呈燎原之势，甚至有所谓“诣阙”上诉，直达朝廷者。宋真宗曾对王旦说：“广开言路，理国所先，而近日尤多烦紊。车驾每出，词状纷纭，洎至披详，无可行者。”在南北两宋，国家也格外警惕诉讼爆炸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许多措施，以避免成为诉讼大国。过去有一些观点认为，这些限制是“对私权的漠视、侵害，对法律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的践踏，也大大减少宋代法律文明进步的色彩”，但平心而论，宋代的开明程度远非各朝所能比，那些限制措施也并非一概消极，对此略作梳理，即使今天仍不乏借鉴意义。

　　一曰宣明德化。“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强调的是法治与德治各有其功能。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教化为先，刑罚为后。如果平时注重宣明德化，则风俗既美，诉讼便少。所以自古官府就将“厚人伦，美教化”当作自己的天职。胡石壁《勉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为乡闾倡》，就曾引述唐代两位刺史的史迹：“唐李正一为常州刺史，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而人人知劝。裴焕之为宣州刺史，亦举行此，歌至《白华》《华黍》《南垓》等章，言孝子养亲。及物遂性之义，闻者至于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灭也如此。”

　　裴焕之所歌的《白华》《华黍》《南垓》，均是《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篇目，但却有目无诗。有人曾考证过这几首诗为什么会亡佚，但通行的说法却是，它们本就“有声无辞”，原是用笙演奏的曲目，所以又称为“笙诗”。《仪礼·乡饮酒礼》曾对演奏这些“笙诗”的场面作过描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白华》《华黍》《南垓》。”为什么要在乡饮酒礼上演奏这些曲目？正是为了教化。因为这些乐曲表现的都是奉养和孝敬双亲的内容。例如李善在为《南垓》做注时就曾说：“循垓以采香草者，将以供养父母。”可见，教化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盛行。

　　对于“三代教民之法”，胡石壁也“辄有效颦之心”，他在许多判词中表达了这个志向。如“母讼其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判云：“当职承乏于兹，初无善政可以及民，区区此心，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婣任卹。委曲开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顽之意。”而当治下出现好讼之风时，他会痛加自责，深表惭愧，如“叔侄争业令禀听学职教诲”判云：“当职德薄望浅，不足以宣明德化，表率士风，而使乖争陵犯之习见于吾党，有愧于古人多矣！”

　　不只是胡石壁，宋朝的地方官几乎率皆如此，这当中，真德秀又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真德秀又称西山先生，是朱熹之外又一位既是大儒又做过法官的人。在他任湖南安抚使时，曾经以三事谕民，一为孝悌父母兄弟；二为和谐亲族，赒济里闾；三为有司不得非法扰民，民众不应非理性扰官，非法之事勿妄作，无理之讼勿妄为。在知泉州时，他还特意“请各县知、佐勤行访问，如民间有孝友笃志之人，保明申州，特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长，为父兄所愬者，宜以至恩大义谆谆劝晓，苟能悔过，姑许自新，教之不从，即加惩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几可儆愚俗”。西山先生认为：“此邦之人，本来易化，只缘官司不知训励，故有无知而轻犯者。”教化之下，确实能够收到明显效果。例如胡石壁“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判云：“自当职到官以来，每事以理开晓，以法处断，凡素称险健者，率皆屈服讼听，未尝有至再讼者。”

　　二曰词讼约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所以，谆谆劝晓，固能治本，但也难以将那诉讼完全禁绝，这就需要对起诉有个约束。其实，从很古的时候起，诉讼就不是没有任何代价的随意之举。据《周礼》记载，在周代，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都要以一定的保证金作为起诉的代价。在前者，原被告双方要交“束矢”，也就是箭百只；在后者，则要交“钧金”，也就是铜三十斤。在宋朝，诉讼几有爆炸之趋势，也就比前朝更加注重词诉约束，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除了律令有大量规定之外，地方主官也普遍在到任之后即发放“词讼约束”榜，预期开列约束事项。例如黄震知抚州时就尝感叹：“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仇，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但世俗惑于一时血气之忿，苦不自觉耳。抚州礼义之乡，何有于讼，近亦间复珥笔之谤，识者固羞之。”他的《黄氏日抄》卷七九就专门有一篇《词讼约束》，对词诉条画、词诉次第、词诉日分均作出相关规定。例如词诉条画这一部分就包括：

　　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状过二百字不受，一状诉两事不受，不干己不受，告讦不受，经县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实不受，披纸枷布枷、自毁咆哮、故为张皇不受，非单独无子孙孤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应受者隔夜抛箱，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

　　我们注意到，在上开一系列情形当中，也包括对于起诉格式的要求。诉状是诉的主要承载物，是诉讼赖以进行的基础文本，所以不应我行我素，随意发挥。在宋朝，律令对此有许多具体要求。例如《宋刑统》卷二四要求：（诉状）“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不仅是文书格式有统一规定，甚至对诉状中的语言也有严格要求。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四日，依中书省所言，今后官司承受诸色人词诉，状内有称“上命”及“与民作主”之类言语者，“并勿受理，令别承状”。朱熹在知潭州时曾经发布《约束榜》，其中也有这样的要求：“状词并直述事情，不得繁词带论二事。仍言词不得过二百字。”

　　越诉通常也被禁止。《宋会要·刑法》三之三一对逐级投诉这样规定：“人户诉讼，在法：先经所属，次本州，次转运使，次提点刑狱，次尚书本部，次御史台，次尚书省。”如果轻易越诉，官府不予受理。《宋刑统》卷二四还对禁止越诉作出明确规定：“今后诸色词讼，及讼灾沴，并须先经本县，次诣本州、本府，仍是逐处不与申理，及断遣不平，方得次第陈状，及诣台省，经匦进状。其有蓦越词讼者，所由司不得与理，本犯人准律文科罪。”朱熹在知潭州时发布的《约束榜》，也对越诉规定了严厉惩罚措施：“今仰民户，经由书铺依式书状，仍于状内分明声说，的于某年月日经县陈诉，已经几日本县不结绝，以凭行遣。如不明注经县月日，或不候限满，妄称已过所立日限陈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见得元经月日未及，其人户连书铺并行收坐，仍毁劈书铺名印。若经本州一月未满，状词亦不许再行。”

　　在《清明集》中，不乏惩治恣意越诉、“遍经逐司”的篇什，胡石壁“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法”判，就是其中一个。却说这曾氏父子，“狼戾顽嚚，犯义犯刑，恬不知畏。本府未及结断，而遽经漕司；漕司方为索案，而又经帅司；帅司方为行下，而又经宪司。”胡石壁说：“使其果抱屈抑，亦须候逐处官司施行了当，方可次第经陈，岂有首尾不及两月，而遍经逐司者。何况本府之所处断，未尝敢容一毫私意己见，皆是按据条令。”他还认为，对此须加惩治，“若不照条科断，则闻者将谓本府亦为其所持，莫敢致诘，自此奸民皆将是则是傚矣。”最后对其作出“决脊杖十五”的惩罚。

　　胡石壁在“妄诉田业”判中尝云：“纵是有理，亦不应隔百余年而始有词，况理曲乎！”严格执行时效制度，亦是词讼约束的重要内容。宋代时效制度较为完善，对于理诉田宅之诉的时效规定尤为详尽。时效制度之设，既是维护法律关系之稳定，也是基于年月久远，证佐不明。天佑元年的一则诏令就规定：“证佐明白，官司乃得受理，违者坐之。”判词当中，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的例子很多。如“吴肃吴镕吴桧互争田产”判云：

　　准法：诸典卖田宅，已印契而诉亩步不同者，止以契内四至为定；其理年限者，以印契之日为始，或交业在印契日后者，以交业日为始。又准法：诸理诉田宅，而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吴桧所赍干照已经五十余年，其间破碎漫灭，不明已甚，夫岂在受理之数。所批收赎已经四十余年，其田并未交业，仍在元户，岂应不以吴肃交业为正？

　　为了不使讼事影响农务，宋代还规定了一种独特的“务限”制度。诸婚田词诉事干务农者，须在“务限”之内，“务限”之外不得受理。关于“务限”的具体起止，高宗绍兴二年两浙转运司所引《绍兴令》曾有规定：“诸乡村以二月一日后为‘入务’，应诉田宅婚姻负债者毋受理。十月一日后为‘务开’。”关于这一制度的趣旨，宋代官箴书《州县提纲》卷二《禁告讦扰农》叙述甚详：

　　奈有一等无图之人，不务农业，当农事正急时，辄乘间以此诬告扰农民，邀挟钱物。方其讼时，未必一一知其实，惟择善懦或有雠之家泛然入词，以侥幸其一中。且如告一户冒占，画一不下数十项，有司追究不尽，则恐终不能绝词。若悉追究，则牵连动是数十人，淹延动是数月，都保之追逮，邻里之供证，一乡骚然。良民业在务农，耕耘一失其时，则终岁饥馁，往往不惮厚赂以求和。或不赂，则至于有司穷究得直，彼不过负妄诉之罪，而被诉之家所损已多矣。

　　在词讼约束这一节里，最后要说说的是诬告反坐。诬告比滥诉更为严重，是意图陷害他人的恶劣行为，所以历代均予严惩。在宋代，或许因为有了讼师的幕后教唆，诬告之风更其猖獗。《州县提纲》卷二《诬告结反坐》云：“近世风俗，大率初入词者辄以重罪诬人者，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殴于路，则必诬曰劫夺；入于其家而相竞，则必诬曰抢劫；与其妇女交争，则必诬曰强奸；坟墓侵界，则必诬曰发掘骸骨。……甚至公然以大辟诬人，略不知惧。……事属大辟，有司不敢不受。势须委二官检复，吏胥之追求，里保之乞觅，一乡骚然。幸值明有司早得脱，而其家已破矣。”而诬告者那边呢？即使穷见实情，“不过杖一百耳”。有鉴于诬告之害，《宋刑统》规定：“诸诬告人罪者，反坐其所诬之罪。”刁民为了规避法律，也是费尽心机，“内有畏反坐者，辄令老人、妇人入词”，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律对此又规定：“老人须追子，妇人须追夫，同结反坐后追究。”

　　《清明集》“惩恶门”中，收录不少诬告反坐的判词，例如蔡久轩“以死事诬赖”判云：“江东风俗，专以亲属之病者及废疾者诬赖报怨，以为骗胁之资。”其“诬讦”判又云：

　　死有冤滥，自有血属能诉，何待他人干预？杨日之死，方福平白生事，节节资给教唆，以兴大辟之狱，不特挤陷方三，抑亦尝试台府。照条反坐，理所当然。方福且从轻决脊杖十二，编管五百里。杨梓年老免徒，断编邻州，以为诬讦者之戒。牒府录问讫，照断。

　　三曰关口前移。宋代设“开拆司”，为受理控告的第一道关口，在此阶段通常就加以劝谕。洪迈《夷坚志》卷一《余杭何押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余杭县吏何某，自壮岁为小胥，驯至押录，持心近恕，略无过愆。前后县宰，深所倚信。又兼领开拆之职，每遇受讼牒日，拂旦先坐于门，一一取阅之。有挟诈奸欺者，以忠言反复劝晓之曰：“公门不可易入，所陈既失实，空自贻悔，何益也！”听其言而去者甚众。

　　蔡久轩“一状两名”判也提到了“开拆司”：

　　本是夏千一，先作夏时富名，今又作夏申名，可见奸猾。及至传唤，又逃避不出，就保识人名下押上取问。仍榜示：应今后投状人不许作两名，如作两名者，开拆司并不许收受。

　　开拆司还只是初次审查，到得法官那里，仍须再行审查，如此则能剔除不少不应受者。宋代官箴书《州县提纲》卷二有一篇《判状勿凭偏词》，讲的就是判状的审查之道：

　　讼者之词，大率自掩其过，而归咎于人，甚至凿空撰造，以欺有司。若今日甲讼乙，辄凭偏词以甲为是，明日乙讼甲，又凭偏词以乙为是，迨二词并至，而吾之所判已矛盾矣。故判状勿凭偏词，必得活法。若其词无理者，不加诘问，则投状者必多。一状之出，牵连追逮，未至有司而其扰已甚矣。兼有一等无图人，本欲脱状牵扰良民，觅赂休和，其实不敢对辩。故览其词无理，必反复穷诘，灼无可疑，则勿受斯妄词者寡，而良民得以安居。未见情实，不若平词而判，俟二竞俱至，然后剖决未晚。成周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讼，吕刑两造具备而后师听五词，盖惧其以偏词定曲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