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李某原承包某行政村第六村民小组的土地，种植小麦和水稻。2019年1月1日，李某与该村民小组组长徐某签订协议一份，载明李某承包的第六村民小组农田14亩，现重新承包给他人栽树，原承包合同终止，并由第六村民小组补偿李某每年7000元，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付款时间为每年1月1日。

　　2020年3月27日，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第六村民小组向其支付2019、2020年度的损失补偿款共计14000元。被告徐某作为村民小组负责人到庭参加诉讼，其对承包协议中本人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同时辩称，因为现在土地承包款项都由村民直接收取，村民小组无法向李某支付上述14000元。

　　【判决】

　　经法庭调查，徐某在与李某签订上述中止土地承包协议前，没有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和决议，也未告知其他村民。

　　法庭认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有独立财产的村民小组对农村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及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第八项，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涉及处分村集体财产的事项，应由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

　　本案中，2019年1月1日的协议，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事宜和处分村集体财产，但徐某在签订该协议前，并未就协议相关内容召开村民小组会议进行讨论，也未征求其他组员的意见，故上述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综上，法庭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理分析】

　　作为村民小组负责人，徐某在相关涉及村集体事务的协议上签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其与一般法人或组织的负责人在涉及集体事务合同上签字的效力，又有何不同呢？

　　据前所述，涉及处分村集体财产的事项，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方可办理，并需及时向本村民小组村民公布。可见，村民小组长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和引导好村民小组履行上述职能，其个人对村民小组的上述事务并不具备决策权。因而，在未召开村民会议并讨论通过的情况下，即使村民小组长个人签名确认，相关协议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的相对方也不能提出“基于信赖”或“表见代理”等的抗辩。

　　而在一般法人或组织中，则情况有所不同。为了提高市场经济活力，增强经营行为稳定性，我国法律赋予一般法人或组织在合法前提下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故其相关决定的决议程序往往通过内部章程进行规定。涉及到处分法人或组织财产的行为，即使未通过内部程序进行表决，只要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都应当认定为有效。

　　例如《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也就是说，即使上述人员在未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讨论通过的情况下，超越权限与相对人订立了合同，只要该相对人对其超越权限的行为是不知情的，合同仍然视为有效。

　　同样是处分涉及到组织、法人、集体财产的行为，却在法律效力问题上存在本质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同法律所侧重保护的法益的不同，故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时，除了学习法律条文本身之外，还需要紧密结合立法的精神以及保护的法益，这样才能做到对法律的准确掌握、合理运用，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作者单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