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他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走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成为一名刑庭的书记员。

　　20年后，他已经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产庭的一位资深审判长，参与过社保案、众多死刑复核案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以及高通、“吴良材”商标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大要案的审理。

　　他，就是张本勇。

　　老院长的一句话

　　2020年3月6日，法国驻华大使馆致信上海高院，称赞上海高院知产庭张本勇审理的生产、销售假冒科颜氏品牌化妆品案有力保护了在华法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信里这样写：“感谢上海高院在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并捍卫人民免受危害健康的假冒产品的侵害所采取的行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是中法两国成功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上海高院在此案中的工作质量深表谢意，这有助于提高外国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3个月前，张本勇主审了这起生产、销售假冒科颜氏品牌化妆品的特大团伙案件，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零四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至5万元不等。

　　“你们进入法院后，一是要尊重老同志，多向老同志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二是要做正直的人，干踏实的事儿。”——张本勇一直记得自己20年前作为“新人”参加上海二中院调研会时，老院长说过的话，那时的张本勇初出茅庐。

　　很多事，只有等到回过头来体味，才会理解自己的选择。

　　入职第一年，张本勇所在的刑一庭受理了一起社会轰动的大案——先利公司集资诈骗案，两名被告人虚假出资成立公司，随后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采用虚构集资用途和返利来源等方式，大量招募代理商和宣传促销员，先后骗得上海、江苏、安徽、湖北等地20余万人次的集资款7亿余元。

　　“严惩犯罪分子……”

　　“把钱返回来……”

　　一封又一封受害人的信寄到法院，众人强烈要求声讨罪犯要求返赃，张本勇还记得，当年的信多得只能用手推车来装，装满了一车又一车。

　　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是薛振，那天薛振准备带张本勇去看守所讯问被告人。“本勇，我们俩今天去，如果能追回1亿到2亿被骗的养命钱，就算对这些老人家最好的交代了。”薛振说。

　　可惜，被告人似乎早已料到难逃法律的严惩，无论薛振如何讯问赃款去向，他们都拒不交代。

　　2002年2月，两名被告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遗憾的是，涉案款项有4.16亿元没有追回。

　　经济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司法裁判追求的效果又是什么？法官是不是仅仅依法裁判就可以了？张本勇硕士研究生读的是经济刑法，这些在读书期间不曾想过的问题，一个个在他的心头冒了出来。

　　遇到潘某等人集资诈骗案时，已经是2006年，这6年间，张本勇从新手书记员成长为一名助理审判员，从上海二中院刑一庭、办公室选拔至上海高院刑庭、刑二庭。

　　潘某等人集资诈骗案与当年的先利公司集资诈骗案极其类似，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作出司法裁判并不困难。然而，案件涉及被害人高达数百人，而且大多都是退休的老年人，如何把他们的钱追回来？

　　张本勇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卷宗，仔细核对每一笔款项流向，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发现，有一笔数目不小的赃款流向了陕西的一家现代农业公司，而签字收款的正是该公司总经理。

　　在确认这位总经理明知款项为赃款的情况下，张本勇拨通了该公司法务尚律师的电话：“对于上海的这些受害人来说，那都是养老钱，你们一定要退回来。”

　　不料，电话那头的尚律师却一口咬定这笔钱属于正常经营投资，不是赃款，拒不退还。

　　“尚律师，我叫张本勇，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的法官。”张本勇一字一顿地说，“请转告你们公司负责人，贵公司总经理牵涉在一起集资诈骗案件中，请一个星期内把所有赃款退回来。如果不退，公安局经侦的同志会上门依法进行逮捕。这位总经理可以逃跑，但只要她逃，司法机关将马上上网通缉。记住，我只给你们一个星期……”

　　在张本勇的“较真儿”下，现代农业公司最终退还了这笔赃款。

　　新年到来的时候，尚律师给张本勇寄来一张贺卡：“愿中国的法官队伍中多一些像你这样业务素质与政治素养俱佳的法官，社会和谐、稳定就有希望！”

　　张本勇笑了笑，此后的他更加坚定地走了下去：在美国人谭某合同诈骗案中，他为中国企业从海外追回涉案数百万元全部赃款；在顾某合同诈骗案中，他为被害人追回涉案50万元全部赃款，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法定刑以下减刑；在被告人孙某职务侵占案中，他严格执法，全力保护被害单位惠普有限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

　　2007年1月，一位香港被告人的家属给张本勇寄来贺卡：“我们港人对内地法律、民情一点不懂，在上海也不认识任何人，面对着这些困难，得到您的指点、教导，我们真的感到人情的温暖，我们万分的感谢您！也不会忘记……前面的路，我们也会努力走下去。”

　　“做正直的人，干踏实的事儿。”老院长的话一次次在张本勇耳边响起。

　　张本勇时常提醒自己，经济犯罪的本质是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除了惩罚犯罪警示世人，更多的是要为被害人挽回损失，要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要有人文关怀。

　　办成全国第一就行

　　2014年是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改革之年。这一年，上海高院知产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这一年，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全国首批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之一，在年底揭牌成立。也在这一年，张本勇根据组织安排被调往知识产权审判庭，从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主攻审判调研和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

　　“本勇，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在整个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能，保护力度和效果更具有显著性。”时任上海高院知产庭庭长朱丹对初来乍到的张本勇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能够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办成全国NO.1（第一名）就行！”

　　从此，张本勇一头扎进知识产权刑事审判中，调研疑难问题、确定相关审判规则，他忙得不亦乐乎。

　　早期的知产刑事法官常常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当无法准确认定犯罪金额时，定罪量刑会成为一个难题。

　　“举个例子，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金额，已经销售的按照销售金额定，没有销售的按照标价定，没有销售又没有标价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定。假设一个人销售假冒的劳力士手表，如果他已经1000元卖出，那么犯罪金额为1000元，如果还没有卖出又没有标价，那么根据劳力士手表的市场中间价，犯罪金额可能是10万元。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同一款手表，销售既遂1000元不构成犯罪，而尚未销售的未遂情节却要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就出现了犯罪未遂比犯罪既遂情节严重的局面。”张本勇对当年的调研印象深刻。

　　为了解决类似问题，上海高院先后启动了《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常见知识产权犯罪的量刑指引》的研究制定工作，张本勇是两份文件的主要起草者。

　　一稿、二稿、三稿……听取公安机关意见、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听取高校专家学者意见……在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推倒重来”后，两份文件终于面世。

　　《若干意见》和《量刑指引》的实施保证了法官能够正确地定罪量刑，此举对知识产权刑事审判工作产生了积极作用，尤其是《量刑指引》，一经公开发表，便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张本勇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分别邀请前往新疆、宁波、温州等地讲课，并在成都举行的知识产权研讨会上介绍了经验。

　　“什么才是一名好法官？”张本勇常常问自己。

　　在自己的法官生涯中，张本勇给自己做过一个统计，自2002年起，他先后在《政治与法律》《人民司法》《刑事审判参考》《上海大学学报》《中国知识产权》等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副主编、参编《中外律师制度综观》《案例刑事诉讼法学》《公报案例精析》等著作数部，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新增样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的撰写和修改，主持《关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务保障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十三五”规划》等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

　　白头发似乎越来越多，但张本勇总是停不下来脚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几乎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什么才是一名好法官呢？

　　审理的案件越多，张本勇越来越清晰地明白一个道理：一名法官，不仅要会从个案当中看个案，还要学会跳出个案看个案，更要学会考虑如何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19年下半年，张本勇受理了生产、销售假冒科颜氏品牌化妆品的特大团伙案件，被告人陆续假冒“科颜氏”“城野先生”化妆品，通过调配原料配方、仿制商标标识、生产罐装、网上营销等手段，从网上销售到全国，涉案金额分别高达463万元、415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分别以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10名被告人四年零六个月至一年零四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至5万元不等。被告人许某、鲁某不服，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

　　2019年12月31日，上海高院第五法庭内，张本勇所在的合议庭对此案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刑事裁定。

　　宣判结束后，被告人的妻子在旁听席上哭成了泪人，张本勇走下审判席，对她耐心解释：“一起造假的小工被判了实刑，你丈夫是老板，印制了本案的绝大部分侵权商标，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了他的认罪态度，给予减轻处罚……”被告人的妻子一边抹泪一边点头。随后，张本勇安排夫妇二人会见5分钟。

　　法官审的是案子，也审着别人的人生，更是通过审判树立国家的司法公信力。张本勇很清楚，中国正处于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如何严惩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如何通过依法裁判来展示中国司法机关的态度，都显得尤为重要，“科颜氏”一案正表明了上海法院严格、平等保护国外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决心。

　　2020年3月6日，法国驻华大使馆致信上海高院，感谢法院的判决提高了在华法国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

　　两周后，张本勇又收到了来自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的一封感谢信，信里写到：“本案的判决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司法机关严惩知识产权犯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优化营商市场的决心。在此，我们谨向贵院，尤其是审理该案的法官，为打击假冒产品和保护我公司的知识产权中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决心……”

　　“中华民族不缺优秀的人”

　　“本勇，你被选中了，赶紧回家准备一下，然后直接去机场报到！”2020年3月5日下午4时30分，政治协理员夏芳急匆匆地走进张本勇的办公室。

　　几天前，上海高院征集上海高院直属机关干部防疫一线第四批服务队志愿者，支援浦东国际机场，协助做好入境检疫工作，张本勇带头报了名。

　　“什么情况？”张本勇得到命令后赶紧给组织人员打电话，想尽快确认具体事宜，没想到得到了一个更加紧急的信息：“张老师，已经没有时间回家准备了，您得马上去机场，6点前必须赶到，7点就得上岗。”

　　于是，傍晚时分，张本勇与上海高院其他3名同事于德军、吴拓、宗来作为先遣队，一起奔赴浦东国际机场的航站楼。

　　儿子即将高考，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但此时的张本勇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了。

　　交接、培训、分工……先遣队4人忙到凌晨3时还没休息。

　　3月5日当天，上海对疫区严重地区的界定从一个国家紧急上调为四个国家（此后两天又先后上调为六个国家、八个国家），张本勇所在的服务队一共40人，主要工作是在机场流行病学调查处——乘客进入航站楼后的第一站，引导来自重点地区的乘客前往流调处，协助他们在手机上填报“健康云”，对他们的疑难问题进行答疑和帮助。

　　张本勇心里很清楚，这次的任务不同于前三批服务队，第四批服务队的工作难点和危险性在于信息采集岗位的前置，也就是“健康云”信息采集被进一步前置到流行病学调查处之前，服务队的队员们需要与未经流行病学调查尚未测体温的入境旅客直接面对面交流并引导填报信息，这也意味着被感染的风险更大了。

　　3月6日早晨，第一班航班落地，从飞机上下来了从意大利归国的一家四口，父亲抱着正在哭泣的小女儿，旁边站着自己的小儿子，母亲则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因为不知道如何填报信息，着急地拿着手机跑到张本勇身边寻求帮助。

　　张本勇不厌其烦地指导她如何操作，30分钟后，一家四口满意地离开了。

　　不久，机场消毒人员走了过来，在这一家人的行进路线上洒药水。

　　“怎么回事？”张本勇有些不解。

　　“这一家人从意大利回来，全部都发着高烧，高度疑似感染。”正在消毒的工作人员回答。

　　张本勇顿时懵了，只觉得脑中“嗡”地一声。“我会不会被感染？防护措施到位了吗？”他的心里开始打颤，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3月6日下午，服务队全体成员就位，张本勇作为法院二队的负责人，又很快进入角色，他要尽最大努力保证所有队员的安全。

　　“你们速度怎么这么慢！”

　　“我们在飞机上已经扫码好多次了，怎么还要扫？”

　　一些下了飞机的乘客有些情绪失控，队员们耐着性子反复解释，又要防止出现任何疏漏。

　　怎么办？张本勇将自己负责的法院二队20名成员分成5组，轮流倒班，并根据防疫服使用规则，将每班设置为4个小时。与此同时，为明确分工，张本勇又为每一个班次设置了先遣引导岗、流调分流岗、疑难解决岗、查验放行岗4个不同岗位，确保志愿服务工作忙中有序，万无一失。

　　很快，服务队又接到新的紧急通知，由于防控国家数量上升，T1航站楼服务岗位要从4个增加到10个，T2航站楼服务岗位要从5个增加到15个，同一时间25个岗位必须一人一岗！

　　张本勇开始调兵遣将，航班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群看不到头，焦虑感、紧张感和责任感云集在他的心头。

　　哪个人做哪一班？哪个人的任务是什么？没有任何人掉队，所有的队员穿着防护服连续作战，张本勇感觉自己就像一场战役中的指导员，队员们得不到休息，而面对的都是未经测温的乘客，但他作为指导员，又不得不指挥战士们上！

　　“中华民族在紧要的历史关头，真的不缺勇于担当、冲锋在前、牺牲自我、非常优秀的人。”张本勇被身边的队员们感动了：上海高院的叶苹设计了一组双语版“健康云”登记流程，印制张贴在进口处；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陈帅制作了《现场常见13问》中英文对照版材料；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的李胜卡血压上升，服完药继续工作；上海二中院的梁勇痛风发作，连夜买药服用，然后“一跳一跳”接着上岗……

　　3月5日18时至3月7日18时，上海高院直属机关干部防疫一线第四批服务队40人完成了35个航班近5000人次入境人员的信息采集工作。此后，多家兄弟单位的“增援部队”赶到，队伍一下子从40人增加到190人。

　　10天后，服务队顺利完成任务，张本勇足足瘦了7斤。在接下来的隔离期，他一边协调解决相关审判工作事务，一边安排父亲住院手术。

　　25天后，张本勇终于回到家中，家人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有时候，人并非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竭尽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