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场猝不及防的修例风波侵袭香港。在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下，旷日持久的严重暴力冲击法治基石、危及民众安全、重创经济民生，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回溯整个过程，诸多“真相之问”在人们心头萦绕不散——

　　修例原本是为处理向台湾移交杀人嫌犯相关法律问题，何以在部分香港市民心中“失焦”？

　　香港社会一直以法治为傲，何以部分市民对执法者极尽苛责，对黑暴之恶却容忍沉默？

　　部分香港市民是如何被误导，一步步陷入设计好的圈套？

　　招式一：长期蛊惑，煽动恐惧

　　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后潜逃回港。因港台之间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议，陈无法被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为维护法治与公义，堵住法律漏洞，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特区政府的修例建议旨在完善法制、彰显公义，符合人权保障原则，法律理据充分，有助香港避免成为‘逃犯天堂’。”香港律师黄英豪说。

　　然而，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盯”上了这个机会，自2019年6月起推动各种激进抗争。在特区政府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后，他们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变本加厉策动暴力且不断升级，直至公然鼓吹“港独”，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挑战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享誉国际的“东方之珠”，一时间黑云压城，风雨如晦。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曾任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揭露，带头反修例的李柱铭和陈方安生，早在20多年前，一个曾敦促特区政府与内地商谈移交逃犯协议，一个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曾承诺会尽快修例。

　　如此不顾“打脸”地大玩“变脸”，制造修例风波者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知道不少香港市民对内地法律、司法制度了解不多，遂动用各种手段造谣生事、危言耸听，制造社会恐慌。

　　“会被抓回内地，以‘莫须有’的罪名坐牢，我那段时间对此深信不疑。”香港视频博主曾铠琪说，“当不少人说这是‘好黑暗’的时刻，你就会想他们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尽管不知道修订《逃犯条例》究竟和自己有何关系，但当时的曾铠琪很想参加游行，还在社交平台上转发过曲解修例的文宣。她坦陈：“示威活动开始时，我是比较‘黄’的。”

　　风波看似偶发，实非偶然。追溯历史，可见操弄者及其背后掌控者的长期“经营”。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特殊地位都被别有用心的外国政客和反华势力视为乐土，他们利用香港与内地的制度差异，煽动港人的恐共情绪，破坏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坦言，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令香港变成国际博弈的战场、反抗中央的基地，成为牵制中国的棋子。

　　1997年后，美西方势力培植的香港反对派长期和“主子”里应外合，歪曲解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削弱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到2012年反对推行“国民教育科”，直至2014年持续79天的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爆发前，香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已经存在并呈波浪式上升。

　　让曾铠琪误入歧途的，正是反中乱港势力对部分香港市民既存的忧惧心理的再次挑拨和煽动。遮蔽事理和逻辑、贩卖焦虑与恐慌，将专业法律问题偷换成政治伪命题进行“营销”……连串手法看似粗糙，但确实影响了一些信源单一、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

　　从风波伊始到黑暴肆虐，美西方反华政客不断跳出来为香港反对派站台、背书，美西方媒体大肆为香港反对派传声、造势，企图用恐惧感误导香港社会。

　　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多次抹黑称，中国内地的法律框架及可靠性、可信性都与香港非常不同，修例还会令国际商界暂停在香港的投资，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

　　末任港督彭定康一再就《逃犯条例》修订大放厥词。他声称修例是移除香港与内地的“防火墙”、要市民承受内地法制的风险，还会危害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当媒体和身边的老师、朋友一直说内地好差、没有人权和自由时，我们就慢慢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生活在香港好幸福，害怕香港变成内地一个普通的城市，完全没有独特性了。这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恐惧，莫名其妙的恐惧！”曾铠琪说。

　　招式二：歪曲事实，散布谬误

　　“先前我批评香港警察，还把脸书和微博的个人主页背景换成了黄丝带图样。”港人梁可民并不关心政治，其实不太清楚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其立场的是传播媒介。

　　梁可民说：“我们通常从《苹果日报》和某些支持反对派的热门网络媒体上获取信息，还认为了解事实的真相。”当网上充斥反对特区政府的言论时，“反对”就变得理所应当。

　　在这场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向社会灌输错误价值观，鼓噪市民参加激进活动，以致街头暴力不断升级，从打砸抢烧发展到行凶杀人，使香港骤然陷入暴力、恐怖的危困之局。

　　今年2月以来两度被拘捕的黎智英，是修例风波的幕后黑手和反中乱港势力的最大金主，他掌控的《苹果日报》等媒体大肆造谣生事、煽动街头暴力犯罪，被斥为荼毒香港社会的最大乱源。

　　“谎言千遍成真理。”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锦云直言，反中乱港势力利用媒体资源造谣生事相当“成功”。

　　香港的舆论场中，散布着大量关于内地的负面报道和攻击特区政府的内容，一些极端媒体更长期背离事实恶毒攻击中央政府，鼓吹“香港独立”“本土自决”等分裂言论。

　　修例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利用“连登”“电报”等新型网络论坛与社交软件，制造谣言欺骗公众，教唆暴力，大搞非法动员。据了解，反对派文宣团队平均每天制作各类反宣图片上百份、视频数十个，用以鼓动和组织街头暴力。

　　“香港的舆论环境非常开放，海外媒体在香港也非常活跃。”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说，境外反对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深度介入和影响香港舆论场。

　　在修例风波中，各种假消息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对特区政府和警队大肆妖魔化，形成与街头暴力相呼应的网络暴力。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及主动发现4000多宗“起底”及网络欺凌相关个案，其中警务人员及家属是受影响人数最多的群体，占比达36%，表态支持政府或警方而被“起底”的公众人士个案占比约30%。

　　对如何抹黑警察，曾铠琪感叹“他们做的事无法一一数尽”。“每次集会他们都制作并广传文宣图，无论事情是否真实。”她说，抹黑最严重的是对警察毫无证据的指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一口咬定并造谣。

　　地铁太子站死人、某女士被枪击失明、孕妇被非礼、中大女生被性侵……谣言层出不穷，旧的不断被证伪、澄清，新的却又不断在生产、发酵。

　　随着粗制滥造的谣言不断被揭穿，梁可民逐渐看清了香港一些媒体的“抹黑之道”。“我开始醒悟，发现以前在香港获得的关于内地的信息，很多都是偏误的。”

　　修例风波中，香港反对派还不断灌输“违法达义”“公民抗命”等扭曲、错误的价值观，企图用似是而非的谬论邪说忽悠市民。

　　陈锦云说：“他们把这些听上去很‘浪漫美好’的概念，演绎为能解决民生困苦和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以博取人心。”部分香港市民深受蛊惑。

　　招式三：挑动民粹，撕裂社会

　　“恕不接待大陆人”“蓝丝与狗不得内进”……修例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炮制出所谓“黄色经济圈”的概念，不仅可笑，更透露出人性之恶。

　　香港反对派操弄民粹，制造对立与撕裂，煽动港人仇恨内地、仇视国家，以此冲撞“一国两制”，由来已久。

　　“这种民粹的特点是，将‘两制’之下经济、文化、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上升为‘一国’与地方之间的矛盾。”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分析说。

　　陈志豪也指出，修例风波开始后不久，主题就演变成“反中”，网络及媒体上冒出大量内地负面信息，显然是要激起部分市民对内地的反感，引起新一波所谓“陆港冲突”。

　　香港回归以来，保持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并被众多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地区之一。但也无需讳言，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及社会流动性减弱等问题也一直困扰香港，居住差、保障弱、就业难等民生痼疾引发不满，加上部分政策利好没有广泛“抵达”香港所有利益群体特别是基层民众，部分港人的“获得感”难言满意。

　　反中乱港势力将香港长期存在的经济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一国两制”挂钩，不断制造政治偏见、社会偏见、族群偏见，诱导部分市民将怨气转化为憎恨，指向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和内地民众，进而指向“一国两制”。

　　“反对派歪曲事实，挑动民众对内地和‘一国两制’的不满，以及对香港前途的迷茫。”叶刘淑仪指出，反中乱港势力明白，想获取政治利益，就必须挑起恐惧与仇恨。

　　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香港确实存在一些深层问题，要下决心解决，综合施策、长远规划。部分香港年轻人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卷入政治漩涡，将“爱国”与“爱港”对立起来，令人心痛。

　　“没有国哪有家。希望这些年轻人接受国民教育的同时，了解国家发展持续向好、民生不断改善的现实情况，并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寻找发展机会，逐渐改变自己的想法。”李慧琼说。

　　梁可民和曾铠琪都是“90后”。梁可民直言，部分香港年轻人把问题都归咎于内地，却没看到内地恰恰是一条出路。粤港澳大湾区是值得香港年轻一代好好把握的机会，是可以施展才能、追求梦想的舞台。

　　“香港的教育错了。”曾铠琪认为，问题症结在于教育失败，通识课程放大了内地的负面消息以及与香港的矛盾。

　　“学生是张白纸，跟他说什么，他就会接受什么。”看清真相的曾铠琪说，“作为一个香港人，始终希望香港变得更好，但愿一场风波能让更多人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