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庭长最愁的，不是汹涌的案子，而是青春期的孩子。”刑庭同事看着陈绍青整天待在单位忙忙忙，瘦得走路只看到裤管在晃，工作占据了傍晚和周末，就劝他：“庭长，对孩子成长最重要的还是参与。”

　　中年法官陈绍青何尝不知道。他最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自己效率不够高？是不是把工作看得太重？是不是案子多自己可以努力做、而儿子的学习只能干着急所以在回避？

　　在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陈绍青20年来一向以解决实际问题来推进工作。这次，他该要解决工作和家庭平衡的问题。

　　那欢快的歌声

　　陈绍青现在是刑庭庭长。他原本是法律门外汉，连取保候审期限都不清楚。甚至不能准确说出这个名词。

　　1997年，浙江林学院毕业，分配到乡镇武装部工作。征兵征粮、档案归档，一眼看到头。不仅学习四年的经济林专业用不上，连社团学过的摄影、散打也无用武之地。

　　1999年，玉环法院招干考试，他觉得“那是个神圣的地方，法官也是神气的职业。”

　　他考进来了。法官梦却很远：自己一天没学过法律，只能边干边学。而报考1999年法院内部的法官考试已来不及，2000年开始取消内部考试。

　　法官门槛陡然抬高。2002年，国家开始统一司法考试，以其难度高、通过率低而被称“天下第一考”。

　　陈绍青像高考一样展开学习风暴。每天除了上班、吃饭就是看书，铁打不动看到半夜。

　　其实，那一年，他刚刚“偶遇”了个姑娘。

　　农村出身的陈绍青考入法院后，租住在城区一幢自建房里。楼梯上常常传来欢快的歌声。

　　那是陈瑛的表姐家。陈瑛是幼儿园老师，走起路来，哼着儿歌蹦蹦跳跳。

　　这欢乐的气氛吸引了陈绍青。他们一起吃砂锅、看电影，但临近考试时，他说：“没事不要找我玩，这考试比高考还难。如果可以帮我洗洗衣服。”

　　的确，那一年有些法院“全军覆没”。陈绍青过了，247分，像“范进中举”般跑向陈瑛，第一次抱起她分享这份喜悦。

　　后来，陈瑛嫁给了陈绍青，日后要分享、分担的还有更多。

　　第一次和“黑恶”交手

　　在法院20年，陈绍青每次转岗好像都踩在点上。

　　“都出去抓人了，你来报什么到？”1999年去玉环法院报到那天，门卫阿公和他说。

　　这一幕陈绍青记得非常清楚，有个被告人从羁押室跑了，全院出动找了两天才带回来。“刑事案件真是哪个环节都不能出事情！丢了被告人，法警被撤职不说，还可能被刑事立案。”

　　这一课受用一生。他2000年到了刑庭，这一年底全国首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活动。第二年，刑庭案子从400件猛增到700多件。

　　这对陈绍青来说，工作量不光是翻一番。他做书记员，要做开庭记录等辅助工作；做内勤，要统计数据。

　　那时的统计工作，都是手工作业。每月收、结案几件几人，判决几件几人，案由、刑期分类如何等，都要通过翻阅立案登记本、结案登记本、案卷、执行情况表、罪犯结案表等，一个个“正”字数下去，分别手工统计和填写。

　　刑事案件的统计量，分得还特别细。有时某乡镇跑来问：“我们乡镇多少人犯罪？犯什么罪？”这都得一个个案件去翻，一个个“正”去算。

　　“三四百个案件还好，现在收案越来越多，怎么翻？”陈绍青遇到难题了。

　　他又跑到新华书店，买了计算机的书研究，自学数据库开始编程，2003年设计了刑事案件管理系统。

　　终于，只有内勤才有的那台电脑，不仅可以打字，还能统计数据了，又快又准。

　　问题还有，陈绍青的楼上就是档案室。每次去调看案卷，查询就要根据档案室登记本上面笔画顺序，非常难找。于是，他又帮档案室编写了档案管理软件。

　　这些软件，一直用到2007年。那一年，浙江全省法院开始使用通达海的审判执行系统。

　　对审判执行，他比工程师清楚。他不断提意见优化、升级，不断修正系统bug。

　　穷则思变，困则谋通。这成为陈绍青面对问题的惯有思维模式，也让他成为浙江智慧法院工程师团队所说的“全省法院最懂我们的法官”。

　　文书送达要“防狗”

　　2007年春天，陈绍青晋升为中层副职，任命立案庭副庭长。

　　那一年，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接下来就是潮水般的案件涌向法院立案窗口。每年审判执行收案近2万，立案登记压力很大，送达任务更重。

　　玉环地处东南沿海，全境由大小135座岛屿组成。“外出送达就是去田间、山上、海岛转。”陈绍青说，不仅耗时，送达率还很低，而且要防狗！

　　有次，他带着书记员去村里一户人家，门口叫没人应。推开老台门，狗就冲过来，咬破了腿。书记员转身逃跑，又被狗咬了屁股。

　　结果文书没送成功，他和书记员打了一个月的狂犬疫苗。

　　那时送达率不到30%，人员也不够用。只能委托EMS送达一部分。每月来签单时，费用几十万元。

　　登记立案、送达文书等问题，他开始琢磨问信息技术要生产力。2013年担任立案庭庭长后，开始抓诉讼服务中心现代化，大力推广律师服务平台网上立案。又承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电子送达、智审系统、电子卷宗转化电子档案等四项全国试点工作。

　　“最熟悉审判系统的庭长”陈绍青天天给工程师提意见，把实践中的问题转换成程序代码。

　　电子送达平台通过与拥有大量用户数据信息的支付宝、新浪微博、新浪邮箱等平台合作，进行找人和送达，并在受送达人阅读电子送达信息后，将回执信息进行反馈。

　　玉环法院还不断探索电子送达渠道：与辖区内律师签订统一的“诉讼代理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实名制搜寻当事人移动电话号码，尝试微信、短信等送达，使民商事案件送达成功率从三成提高到七成。

　　“我不是什么专家，就是对信息化有想法。”陈绍青说。

　　正如法官助理王叶倩说：“庭长并不是喜欢信息化。他只是发现信息化能方便自己，也方便办案。”

　　陈绍青经常说：“我们就是要不断尝试，解决实际问题。自己感受到了方便，再推广给大家用，何乐而不为？”

　　爬到办公桌下修电器

　　陈绍青就这样不断“布道”，他先后带领着蔡亚妮、应一豪、王叶倩等助理学习驾驭信息技术。即便此中有两个第一反应是“我是女生啊，我是电脑小白呢”。

　　蔡亚妮现在成了玉环法院审管办副主任，信息技术运用最熟稔的部门。

　　“其实这是他责任心所在，他总是想办法去解决困难，而不会说‘你去克服一下’”。她说，陈绍青刚来立案庭，有次法院断电后，自己办公室有个电器元件坏了，陈绍青就直接爬到桌子下面去修，还真给捣鼓好了。

　　“如果等着技术人员来修，可能还要很久。”蔡亚妮一直记着这句话以及那个爬到办公桌下面的身影。

　　陈绍青从来不会等、靠、要。他不怕做第一人。

　　2018年年初，他被调任刑庭庭长，发现书记员还在手工填写文书。案件生效后，执行通知书和罪犯结案登记表，书记员一个个复制粘贴，一天最多能完成10个被告人的。

　　“还在这样做，不行啊！”陈绍青要再次启动刑事审判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他再次从电子送达开始探索推进。当年3月就推出用短信送达出庭通知书，如果律师、检察官提出需要归档，出庭时再打印。“全国首家，也许有风险，但能切实解决问题，我们直接就上了，只做不说。”

　　5月，浙江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启动，也证明了刑事信息化大势所趋。

　　陈绍青乘着这股东风，推行电子送达，试行网上阅卷。还首创“e助理”辅助刑事办案智能化，目前已实现一键立案、一键送达、一键调警、一键结案、一键生效执行、一键转档等功能。

　　其中，案件生效后的执行通知书、罪犯结案登记表，“e助理”智能提取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相关内容，一键生成自动签章文书，再也不用书记员一个个复制粘贴。

　　坚持审判需求和问题导向，陈绍青除了本职，还要做好全院信息化规划。他不怕创新中的风险，只警惕办案的廉政风险。

　　连家里人都严把廉政关。开药店的岳母喜欢这个女婿，人踏实、勤快，每回来还帮着在药店收银。但如果有人打听案子的事儿，岳母立马打断人家念想：“我女婿他虽然在法院，但不是办案子的，他弄机器人的。”

　　“我和黑恶的账没结清啊”

　　站在新建的诉讼服务中心，色调明快、宽敞明亮，还有智能机器人、智能云柜等“黑科技”……陈绍青用目光一个个爱抚、检视，下午就要验收使用了。

　　“三年也不会落后了！”他越骄傲，越恋恋不舍。好想留下来坐一天。

　　2018年1月的那个中午，他最后一次排查。

　　此时，他刚刚调任刑庭庭长。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刚刚开始。

　　“时隔十年回到刑庭，又赶上扫黑除恶，看来我和黑恶的账还没结清啊。”陈绍青自嘲地笑笑，十年间，刑法修正4次，刑诉法修改2次。

　　幸好，陈绍青有个好习惯：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文件他随手都下载收集，有空就翻翻。这也促使他快速进入角色，但也要抽时间学习。

　　立案庭白天再忙，晚上不会睡不着觉。但刑事案子影响太大了，何况他还没有适应过来时，就要接手大要案了。

　　“这次扫黑除恶与上次打黑除恶，虽是一字之差，但广度、深度和力度有更高要求。”陈绍青说，这次重点在农村在基层，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和领域重点整治。

　　案子来得很快，成箱成箱的案卷推过来。作为庭长，白天工作千头万绪，案子只能晚上、周末集中精力去办。

　　建诉讼服务中心时，那个意气风发、走路带风的庭长再也不见了。如今的陈绍青发际线不断往后推移，人瘦得快要脱相，走起路来只能看到两个裤管在晃。而脸上仿佛写着一行字：“不要理我，我要办案子！”

　　同是那一年来到刑庭的王叶倩忧愁地看着陈绍青，看他整天在办公室加班。而她也开始做噩梦，有时还梦到庭长拿着案卷在后面追。

　　“哦，原来是我们庭长！”

　　王叶倩原本有其他选择。当陈绍青找她谈话：“刑庭很苦，你确定要来？”

　　她觉得苦就苦点。她曾看到陈绍青带领的立案庭氛围特别好，凝聚力强。她很羡慕那种家的感觉。

　　那时很多人羡慕立案庭。本来，成年人的世界，早就把情绪戒了。何况法官各办各案，每个人活成一座孤岛。

　　但陈绍青把这些岛连起来了。他特别强调团结合作，要加班一起加、有欢乐一起享。成立活动基金，每月组织聚餐、出游活动，可以带家属，费用自付。

　　蔡亚妮那时在立案庭跟着陈绍青学到很多领导艺术。“庭长是为你遮风挡雨的人，有事找他，绝不会推脱。交给人去做的事情，也绝对信任对方。”

　　立案庭与其他部门接触较多，即便有些小委屈，庭里的人也能消化。“我们内心知道，能争取的他肯定会争取，有些要接受的说明他已经努力过了。”

　　遇到同事吐槽，陈绍青鼓励人家：“你不跳进坑，怎么知道自己有跳出来的能力！”他带动大家一起努力，挖掘自身潜力解决问题。

　　团结出干部。从陈绍青身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五六个都提职成为玉环法院中流砥柱。

　　在传帮带上，他强调工作规范化。考虑到立案庭人员流动大，一个个去教耗时耗力，他编纂了立案大宝典，并每年更新。在他离开后，蔡亚妮承继这份工作，继续编书。

　　陈绍青要离开他精心打造的立案团队，要离开他呕心沥血新建的诉讼服务中心时，恰赶上2018年新春联欢，小伙伴们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呈现，全庭都参加！

　　每个人认真排练，拿出最好的状态，女生舞动热辣的短裙，男生脸上涂抹幽默的红圈圈。欢快的音乐结束，动作定格在两个男生把陈绍青腾空抱起，整个舞蹈传递着“职场也欢乐”的文化。

　　这种凝聚力哪里来的？王叶倩带着问号来到刑庭。

　　第一天，陈绍青给她一本《刑事办案操作规范》，黑字、红字，仿宋体、加黑体，风险点、关注点等，详尽又可视化，从立案审查、换押送达、变更强制措施到移交执行、社区矫正等19项办案流程事无巨细。他自己整理的，又在进行规范化提升。

　　“你以后要当法官的，书记员是搭档是助手。现在你要学会从书记员到法官的每一步，只有自己懂，你才能知道对方怎么更好辅助你。”陈绍青告诉她。

　　以前书记员都是根据院里要求，去完成工作。到刑庭后，王叶倩发现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动手，可以按图索骥在模板里找，这些事务性工作省去很多时间。

　　“这本书拿去看一下！”“这本书要去买一下！”她觉得又回到高中夜自修状态，庭长就是那个班主任。

　　慢慢感受这种简单的温暖，王叶倩突然找到了答案：“哦，原来是我们庭长！”

　　一个案子瘦十斤

　　庭长给自己配了两个办公用品：按摩仪、血压仪。按摩仪是办台州扫黑第一案时买的。

　　28名被告人、53起违法犯罪活动、195册公安卷宗。刚回刑庭不到半年，陈绍青接手了此案。

　　尽管内心忐忑，也要有庭长的镇定担当。他白天忙于协调对接，晚上埋头于6大箱案卷中去，厘清事实、整理归纳证据。

　　为充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为19名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全案辩护人共39人。为方便阅卷，提前扫描全部公安卷宗，制作成容量10G的U盘，向辩护律师发放。

　　2018年10月23日开始，庭审持续了整整9天时间。法警靠喝红牛支撑，法官连水也不敢喝，半天不能离席。

　　陈绍青就把按摩仪放在背后，防止身体僵硬，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控辩双方都有太多话要说，要平衡，要引导他们围绕证据三性、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一刻都不能放松。”

　　9天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晚上也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他很庆幸信息化支撑，否则书记员是无法完成9天的庭审记录。法庭原有的语音识别设备只能支持8人。为此改造法庭布置、购买语音识别设备，每个被告人、辩护人都设定话筒，最终形成65.8万余字庭审笔录。

　　当这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涉黑案件庭审结束，陈绍青发了条朋友圈：“5+2，白+黑，失联9天的我回来了！”

　　回首那时，他一脸苦涩：“办黑恶案件，有时感觉坚持不下去了，被告人还没有倒，法官先倒下来。”

　　那一案，他瘦了十斤。

　　“不要把审判权当作自己权力来展示”

　　“每份工作都有苦有乐。”陈绍青不会倒下，他觉得执着追求，才能体会那份痛并快乐。

　　当写下110页判决书，大快人心。陈绍青相信经得住历史检验，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定性黑恶，对一个家族影响都很大，舆论会为祖孙三代打上标签。”

　　在这110页判决书里，被告人方建铭被公诉的犯罪事实里，十几年前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已超过追诉时效，最终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办案，有时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陈绍青说，对得起良心，才有成就感，“不能把审判庭当作自己权力来展示。”

　　还有一起判决改变了一个高中老师的人生。杨老师，才30多岁，在微信圈卖日本常用药，未经批准在国内销售。当时被定性为销售假药。争议很大，如果定罪，杨老师就不再是老师。恰此时药品管理法修改，但尚未生效。按新法，不认定为假药。但这真空期，该如何下判。

　　陈绍青保持谦抑司法理念，认为按法律精神不应做假药论处。检察院最终同意撤回起诉。

　　“如果当时简单下判，也没错，而且事后也无法救济。”陈绍青说，这就是办案的人才能理解的深意，才能体会的内心压力，来自员额法官办案责任制，也来自审判要对他人人生负责。

　　带回家的“职业病”

　　陈绍青的“职业病”很严重，对自己规束多，别人也会觉得他“古板、不活络”。

　　在家里，家长意识强，对孩子家教也很严，注重独立性培养。儿子刚上初一，陈绍青跟着骑了一次自行车认路，就让他自己骑车上学。

　　十字路口多，骑车单程也要15分钟左右。妻子陈瑛担心，但陈绍青认定的事儿，没有回旋余地。

　　“陈瑛总说我说话语气太硬，我也会反思，但一遇到事情，就容易去讲道理、去说教。”他说，批评完儿子后，喜欢问“你服不服”，其实是怕他憋着一口气不说。

　　“服不服？”这口气像极了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如今，陈绍青被工作、做不完的工作包围。其实，上大学时，他也曾兴趣广泛，学习武术散打，学习摄影采风、暗房洗片。以前也会锻炼身体，每周打网球。但现在即便他关注区块链等科技前沿，也不是爱好，只是为应用到工作中。

　　整个人像高速旋转的乒乓球，很难照顾家里，对儿子没耐心，父子间互相不理解。他内心也有愧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把工作看得太重，是不是自己效率不够高。

　　那整箱整箱的案卷、复杂的大要案，都要去面对，精神和体力透支，有畏难情绪，都在所难免。

　　“但职责在身，你是庭长，你得把这担子扛下来。”陈绍青不是为了那荣誉等身，而要给自己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