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暴力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多个话题持续发酵。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家暴治理面临调查取证难、惩治震慑难、预防矫治难三大难题。公众普遍期盼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尤其是加大治理家暴问题的力度，健全反家暴的社会干预模式，促进家庭和睦、维护社会安定。

　　反家暴乏力，恐成“恶逆变”

　　近年来，我国反家暴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审查5860件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案件，发出3718份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一大进步，但与现实中的家暴数量相比，仍显微不足道。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女子公诉办案组检察官孙咪咪认为，家庭暴力在我国广泛、长久存在，主要原因既有“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等传统观念，也与过去法律制度上的长期缺失有关。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术语，被写入全国性的法律，但家庭暴力这一概念并没有为刑事法律所引入，反家暴缺少有效的强制执行力。

　　相关专家认为，家暴行为既影响家庭和谐，更易成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导火索，值得警惕。一些家暴受害者因家暴致伤致死，还有部分受害者由于长期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最终发生“恶逆变”，将施暴者杀害，不仅葬送了一生，更留下孩子无人照管，父母无人赡养，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三大难题待解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结束了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无法可依的局面。曾长期推动该项立法的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认为，反家暴法颁布施行3年多来，社会公众的反家暴意识逐步提升，许多家暴受害者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恶性家暴事件发生量有所减少，但反家暴尚需破解多道难题。

　　一是受害者调查取证难。根据法律规定，认定家庭暴力须由受害者提供报警记录、医院诊断证明、伤情报告等多项证明材料，但在实践中完成这些取证难度不小。一些行政机关不配合出具证明，致使部分受害者在遭受家暴时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干预，维权无门。

　　重庆市两名长期从事家事案件审理的法官告诉半月谈记者，家暴案件中调查取证难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也导致实践中家暴案件的认定率明显偏低。

　　二是施暴者惩治震慑难。反家暴法推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明确遭受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家庭暴力告诫书”，亦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公权力介入家暴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这些规定在执法层面临困难。

　　“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由谁来执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权责不清晰、分工不明确导致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形同虚设。”上述法官表示，实践中他们通常只能委托村委会、居委会代为监督执行，但执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

　　三是预防矫治难。重庆市律师协会监事长彭静表示，无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还是加害人，均需持续向他们提供保护或矫治服务，帮助他们慰藉心理创伤、融入社会或矫正行为，但基层缺乏法律援助人员、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反家暴法中明确政府应该对此给予支持，但执行并不乐观。“如果社区有人做这项工作，受害者往往就不会简单诉诸网络或采取其他极端方式寻求解决。”孙晓梅说。

　　多方合力针对性治理家暴

　　孙咪咪、孙晓梅、彭静等人建议，治理家暴问题亟须多方合力，加强针对性治理。

　　首先，要建立全社会参与的反家庭暴力干预模式。一方面，要强化反家庭暴力宣传，营造反家庭暴力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要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庇护所制度。反家暴法规定了对受害人的紧急庇护制度，针对现有庇护所运作情况，应着重加大经费、人员投入，通过培育、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中介组织，为女性提供法律、医疗、心理咨询等方面的综合性专业援助，重点加大农村地区庇护所建设力度。

　　其次，要进一步细化责任，解决家暴案件取证难。法律规定，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当对家暴事件积极劝阻调解并积极报案，医疗机构应当做好治疗记录，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处理家暴事件并调查取证。这些规定有助于解决当前家暴发现难、处置难、取证难的问题。对此，应当明确负有法定职责的机构和个人不依法履行职责应承担的责任，通过责任细化将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最后，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和法院定罪量刑阶段，应本着有利于受暴者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家暴认定标准。最高法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厘清法律模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