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庆军被确诊为尿毒症，彻底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虽然我们不愿相信，但还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医生告诉他，如果不透析，就会危及生命，并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效果好，但每周要到医院做3、4次，每次要4个多小时；腹膜透析的效果不如血液透析，但可以自己在家做，不影响工作。我当时多次劝他，咱做血液透析吧，他考虑了好几天，还是放不下工作，最终选择了腹膜透析。

　　就这样，四年来，庆军必须早上6点起床，做一天中的第一次透析，中午回家做第二次，下午下班后做第三次，直到晚上11点多再做第四次透析。正常透析半小时能做完，但不顺利时要一个多小时，肚子又痛又胀。有时夜里腿疼的厉害，睡不好觉，早上闹钟响了，他说想多睡会儿。我劝他晚点上班吧，他说：“不行，今天约了好几个当事人，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为了按时上班，他经常带着早饭去单位，又有很多次，中午原封不动地把早饭带回来。我埋怨他，他总是那几句话：“今天接待了好几拨当事人没时间吃，今天忙着开庭来不及吃，今天感到恶心吃不下……”每天中午，他都要赶回家做透析，经常是做着透析就睡着了，简单吃几口饭又上班去了。庆军走后，我在他办公室看到，桌子的抽屉里，一个放着药、体温计和血压计，另一个放满了没有来得及吃掉的饼干点心。我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每天靠大把大把吃药、透析在坚持工作，多少次带着重病、饿着肚子开庭看卷。

　　2016年以来，按照医生要求，庆军每月都要去北京复查一次身体。为了少耽误工作，他总是坐周一晚上10点多的火车，周二早上6点多到。复查完后，坐下午的高铁返回。到郑州后他总是先去单位，晚上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我不理解，他总说，我从高铁站回家，刚好路过单位，把一天落下的工作补上，心里踏实。

　　庆军从查出这病到去世，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不让告诉父母、亲戚，怕为他担心，也不想让单位同事都知道，说现在法院案件多，大家手里都有一堆活儿，如果都知道我有病，肯定会照顾，领导就会让我休息治疗，其他人办案的压力会更大。再说，一个法官不办案还有什么价值？

　　庆军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应酬。周末每天要做5次透析，透析后不是看卷，就是在阳台的躺椅上看书。他经常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办好一个案件就有一种成就感。去年7月，他腹透管的伤口发炎，医生让他马上住院治疗，怕感染了有生命危险。庆军和医生商量半天，要求不住院，输液消炎。就这样，他白天去上班，晚上到医院输液到十来点，直到手术前。

　　去年9月1日，是星期六，庆军在单位加了一天班，晚上7点到家。正在做透析，医生打电话说有肾源了，我们以为听错了，连问了三遍才相信是真的。四年，等了四年，终于等到了。我们想象着他手术后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也不用每天透析，再也不用一天往返四趟上班，终于可以大口大口喝水了，这是一件多么的幸福的事。高兴之余，心里也很害怕，毕竟是个器官移植的大手术。那一夜，我俩都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俩来到医院，他空腹做了各项检查后，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一个大老爷们因为这病瘦了近40斤，体重还没有我重。他躺在病床上，一边做透析，一边还不停地打电话，说的都是案件的事儿。我站在旁边，心疼地看着他，劝他也不听，内心焦虑不安。护士也多次劝他，马上要做大手术了，要好好休息，保持体力。后来我从他手机里看到，手术前他打的13个电话，都是打给庭里同事的。

　　手术后，庆军在监护室，病情时好时坏。但就这样，庭里的同事来看他，还是谈工作，我说你是真不要命了。他还多次问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手里还有好多案子没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老是被恶梦惊醒。我劝自己，人都说梦是相反的，庆军那么正直，那么善良，他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可是去年的9月28日，只有54岁的庆军还是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我再也闻不到他做透析的味道了，再也看不到他带着花镜看案卷了，再也不能晚饭后和他一起去散步了……庆军离世马上就一年了，到现在都瞒着80岁的公公婆婆。我不知道还能瞒多久，不知道如何安慰患癌症的婆婆和残疾的公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老人那期盼儿子回家的目光。

　　庆军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名好法官，为了这个愿望，他也奋斗了一生。我想，庆军是无怨无悔的，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最挚爱的事业。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法官，做了应该做的工作，最高法院党组给了他这么高的肯定和荣誉，让我们感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也感到了做一名法官的光荣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