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任芳芳手机里还保留着一条很久之前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时间,禹州电缆案6号以后让双方再谈一次,如调解不成,按原定提审发。卷在柜子上,签字等我补。李庆军。”

　　这是李庆军生前发给同事任芳芳的最后一条短信。一场意料之外的别离,把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工作交接,变得不再寻常。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五改革纲要,撬动法院全方位改革。也就在这一年,河南高院原立案二庭副庭长李庆军被医院确诊为尿毒症。“一个法官不办案还有什么价值?”他选择了隐瞒病情,坚守在审判一线。此后4年,他像一个陀螺,每天4趟,驱车8公里返家做透析。腹膜透析液一袋重2公斤,经一根硅胶腹透管灌入腹部再排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用7袋。而这一切,除了近亲,无人知晓。

　　2018年9月,李庆军离世。

　　记者近日开始了对李庆军和他最后时光的寻找,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位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模范法官重现眼前。

　　“不管是谁,我按法办” 

　　“这些年,我心里忘不了。”73岁老太周光华,在听闻李庆军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拎上一篮土鸡蛋,坐了将近300公里的大巴车,专程从南阳赶到郑州吊唁。

　　2008年,周光华因为一起房产案子,敲开了李庆军办公室的木门。在参加河南高院的再审审查听证前,周老太的心里直打鼓:自己年纪大了,连律师都没有,而对方“有权有钱有关系”,一、二审都胜诉的案件,会不会到这里被推翻?

　　李庆军一句话让周老太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按法办,你放心。”

　　“爸多次告诫我说,任何人都需要被尊重,不管他是高官还是普通老百姓。”在儿子李然的印象中,不管谁来咨询法律问题,父亲总是那么有耐心。

　　“无论手机还是办公室座机,电话一响庆军就接,从不看是否是陌生号码。”说话的人叫卜发忠,河南高院赔偿办主任,和李庆军是多年的同事。

　　尿毒症患者不能喝水,忌多说话,但李庆军和当事人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每周至少接待10个案件当事人。他并非不遵医嘱、不爱惜身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生曾评价李庆军说:“他是我所有病人中,控水控得最好的。”

　　“有一次,案子调解到下午1点多,我说咱们出去吃个便饭。李法官连连摆手,说他带的有干粮,吃几口就中,下午继续调解。”周老太抹泪回忆。

　　“对法官身份的认同,庆军超乎常人,职业尊荣感强烈到舍生忘死的地步。”在周围人的讲述中,李庆军的形象是一个守土有责的法官,而非一个病人。

　　“老李常说,法院是说理的地方,大家做这份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李庆军这句话,对同事于保林影响很深。

　　同事们看得见的是,2016年,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结案2610件,李庆军团队共结案849件;2017年,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结案2686件,李庆军团队共结案667件;2018年截至8月底,河南高院立案二庭共结案1309件,李庆军团队共结案360件,李庆军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

　　同事们看不见的是,每周一晚22时12分,李庆军乘K180次列车离开郑州,次日6时16分抵京赶往医院复查,当天下午高铁返回单位。更赶的时候也有:早上6点钟赶到车站,搭乘第一班高铁去往北京医院,下午4点多返回郑州,到单位会见当事人,补上落下的工作。

　　为什么要隐瞒病情?在日记中,李庆军写道:“我不想让亲友为我的身体担忧,给他人带来精神压力,我尽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有点自欺欺人,装得若无其事。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样享受,享受生活。要是真倒下了,我也无力回天,随它去吧。生活要继续,班要继续上,工作要继续干……”

　　“分析案件可以,请吃饭不行”

　　车从济源市出发,过愚公隧道,到达60公里外的北李洼村。这个坐落于太行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小山村,是李庆军的老家、愚公移山故事的发源地。多年以前,他从这里走出农门,却始终不曾忘记脚下的泥土。

　　李庆军在郑州的家,是老家乡亲们的“接待处”。当初装修时,李庆军只提了一点要求:不能装木地板,老乡们不习惯换鞋,来家里觉得拘束。

　　李然依稀记得,在一个下雨的周末,父亲正做透析时接听了一通电话,后慌慌张张把硅胶腹透管收起来,起身到大门口接回一个老家来的人,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印的旅游鞋。“爸翻看他带来的材料,边问边答。眼看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爸却完全没有时间概念。直到妈提醒才抬起头,看看墙上的表,让妈先打几个荷包蛋给老乡。”李然说。

　　乡土中国,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关系网纷繁复杂,但是在乡亲们的叙述中,“找庆军,帮不上忙。”人情的迷宫中,李庆军底线很高。

　　“我工作23年,从来没有和河南高院的法官一起吃过饭。” 表弟李卫东在济源市司法局的二级机构工作,他说:“我曾经想庆军哥搭线请合议庭法官吃饭,庆军哥不许,他说案件吃不准的地方可以帮我找思路、找法律依据,请吃饭不行。”

　　“我要干干净净地去做手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从终看始,庆军是个始终如一的人。” 河南高院民四庭庭长周志刚回忆说,刚进法院的时候,李庆军就喜欢去听老同志聊案件,积极要求办案。“做了25年的法院工作,做了25年的法官,庆军的法官身份一直没有丢掉过。”

　　李庆军出生在1964年,他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由一元到多元的剧变,逃不掉地有一种大的责任感。对待身边事,从来不凑合。李庆军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从事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合同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在民事审判中最为复杂、烦琐。“文书上一个标点符号错了,李法官都会给我们改过来。” 法官助理王卫霞说。

　　1989年李庆军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1993年3月经过遴选到河南高院工作。在漫长的时间流变里,他在西政的同学们的仕途渐优。“我是最落后的一个了。”李庆军嘴上这么说,对于荣誉却鲜少追求,连出去学习的机会都让给别人,自己要课件自学。“李法官说过,有了荣誉带不来什么,没有荣誉也带不走什么。” 王卫霞回忆说。

　　生前鲜少追求的荣誉,生后如雪花一般纷至沓来:2019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表彰大会,追授李庆军同志“全国模范法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不断唤起人们的记忆碎片,呈现出李庆军的最后时光。

　　任芳芳最后一次见到李庆军,是一个周六,两人都在加班,碰巧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我当时抱怨了几句案件太多,庆军法官说,明年就好了。”不承想,李庆军没能等到明年。

　　2018年9月1日,正是在偶遇任芳芳的这个星期六,河南高院签到机留下的影像资料显示,李庆军当天晚上6时30分离开单位。与平时并无二致的背影,成了李庆军最后一次下班。

　　驱车回到家中,李庆军开始做一天中的第3次透析。这时郑州七院打来电话:有肾源了。

　　挂掉电话,李庆军把他身上的腹腔管全部用塑料布包住,去洗了个澡:“我要干干净净地去做手术。”

　　临上手术台前,躺在病床上的李庆军拨出13个电话,与卜发忠交接工作。

　　手术成功。

　　“转出重症监护室时,庆军还跟我说,把阳台封一封,出院之后暂时不能去上班,让同事把案卷拿来,好好码一码,堆在阳台上。”妻子马凤实哽咽着说。

　　“住院期间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挺高兴,说马上就要出院了,可以回去工作了。”周志刚说。

　　看似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2018年9月27日,李庆军病情突然恶化,转回重症监护室,连做8小时透析,未能好转。次日上午,李庆军永远地离开了亲人、同事。

　　“庆军没了。”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马凤实一一拨出电话。

　　“庆军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呢?”

　　一抽屉药物,一抽屉面包。

　　李庆军去世后,家属到办公室整理遗物时,泣不成声。“四年多里,庆军没在家吃过早饭,总是带个面包就走,原来都藏到了抽屉里。” 

　　除去药和面包,马凤实还找到19本工作日记,每一本,都是李庆军人生的独白。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他认真执着的脾气。

　　“我还是不能相信,他已经不在了。”在李庆军离世近一年后,卜发忠仍时有恍惚,仿佛李庆军还在隔壁办公室办案,还能听到他讨论案件的声音。

　　同事们到李庆军家里去悼念,一进卧室,便看见箱子摞得老高,占了大半面墙,是他生前没用完的腹膜透析液。两个特殊的“床头柜”并排摆着,一个是用来保存针剂的小冰箱,一个是用来加热透析液的台式培养箱,旁斜还放着一支金属色的拐杖,

　　李然拿起拐杖,说:“2012年到2014年,我爸尿酸高,经常痛风,从脚到膝盖疼痛难忍,没法正常行走。妈买来生姜,放在火上烧热,捣碎后用毛巾裹着敷在脚上。到单位上班时,爸不愿意拄拐杖,就穿着厚一点宽一点的裤子,盖住腿上的毛巾,一瘸一拐,慢慢挪步。”

　　李庆军的去世,仍是这个家中最隐秘的伤口。庆军父母双双79岁了,老母亲年前查出了食道癌,化疗掉光了头发,暑热到39度也戴着帽子。

　　“庆军表现好,单位送他去国外学习了。”一个家庭的伤痛,被一个善意的谎言遮盖着,家里人不敢告诉二老庆军培训多长时间,怕老人家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庆军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呢?”老两口心中疑惑,每天把手机带在身边,生怕错过儿子打来的电话。两个老人终日坐在家门口,注定是一场徒劳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