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包括唐朝在内的大多数王朝，都讲究以孝治国。根据传统孝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无论是从杀人偿命的法治原则出发，还是就血浓于水的亲情角度而言，父母之仇都是非报不可。关键是如何报，是通过司法途径由官府裁决，还是孝子不惜以命相搏，如是后者，那么官府该如何处置？

　　通过唐玄宗时期的张瑝、张琇兄弟为父复仇案，我们或许可以更直观地审视面对此类案件时，唐朝法官的谨慎和社会舆论的焦虑，以及当时政治生态中法治与礼治的隔阂乃至割裂。

　　案情经过

　　张瑝、张琇兄弟是蒲州解县人，其父张审素曾任巂州都督，守边多年，为唐朝顶住吐蕃的攻势，确保了帝都长安西南方向的安全。

　　不料，在开元十九年（731年）下半年，有个叫陈纂仁的部下诬告张审素谎报战功，贪墨军饷，调拨军士干私活，还和心腹大将董堂礼合谋造反。玄宗派御史台监察御史杨汪赴巂州查办此事。杨汪迅速锁拿张审素，随后开始查找谋反线索。

　　谁料董堂礼一介武夫，受不了遭诬陷被调查的委屈，一怒之下发兵七百人将杨汪围住，逼迫杨汪给朝廷上折子说明张审素无罪，还当着杨汪的面杀了陈纂仁。

　　董堂礼围堵朝廷御史之举，惹怒了巂州官员民众，他们救出了杨汪。杨汪将眼前发生的一切上奏给玄宗，并得出结论：张审素确实反了，情况危急，必须痛下决心当即处置。玄宗随即授予杨汪全权审理此案。杨汪因被张审素、董堂礼弄得差点没命，便将张审素谋反案办成了铁案。

　　杨汪把案子审结上报后，玄宗下令将张审素斩首抄家，家产充公，家人罚没进官府当奴婢。只有两个儿子张瑝（9岁）张琇（7岁）因为年龄过小才减轻处罚，发配到岭南生活。两兄弟四年后逃回中原。在兄弟俩的心中，父亲是冤枉的。身为人子，他们必须为父报仇。此时杨汪因查案有功，回朝后已经升任殿中侍御史，并改名杨万顷。一天，已经13岁的哥哥张瑝和11岁的弟弟张琇，在东都洛阳南大门魏王池杀死杨万顷。朝廷很快抓捕了兄弟俩。

　　朝议争执

　　消息传来，舆论倾向于将张瑝、张琇无罪释放，以体现朝廷仁恕之心和表彰孝道之意。特别是开元名相张九龄从儒家伦理和礼治角度出发，极力推动司法机关特赦兄弟俩。但是，另外两个宰相李林甫和裴耀卿坚持依法处置，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朝廷不能以破坏法治为代价去鼓励私人复仇。

　　两者相较，李林甫、裴耀卿的主张更对当时玄宗的心思。此时的唐朝，历经开元中期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确实是一片歌舞升平，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朝廷政策迫切需要转型，从开元中期十年的宽松转向开元后期和天宝初期的严控，法治层面的收紧也是政策转型的应有之义。

　　玄宗思来想去，决定听从裴耀卿和李林甫的意见。为照顾张九龄的情绪，玄宗还耐心地给他做思想工作，“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复仇虽然是传统礼法所允许的，毕竟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于礼情有可原；但杀人偿命也是天经地义，更是明确写在了朝廷法令之上，怎么能网开一面呢？张瑝、张琇这两个孝子为报父仇，对国家法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如果人人都这样去做，那还要法律干吗？“然道路谊议，故须告示”，只是这次事件引起的舆情过于激烈，朝廷不能不有所回应，必须出个安民告示。

　　接着，朝廷下发了公告，说明按照法律规定，兄弟俩杀人必须偿命处死。国家制定法律，就是为了制止杀人行为，给百姓一个有安全感的生活居住环境。“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哪个儿子不想做孝子，今天你为复仇尽孝杀了我爹，那明天我也得为尽孝复仇去杀你，后天你的儿子为尽孝道还会来杀我，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建成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但我大唐以孝治国，对张瑝、张琇还是要有所区别，就不在大街上开公审大会明正典刑斩首砍头了，让河南府发个告示，在小范围内杖杀处死。

　　朝廷这次下发的诏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这就是“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如果不能一切交给国家法律去办，放任民间私相复仇，那整个社会必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不但法治不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必须亮出法律的利剑，用恰当的方式回应汹涌的舆论。玄宗和朝廷坚持依法将张瑝、张琇兄弟处死，但在执行死刑方式上有所优抚。

　　民间之意

　　张瑝、张琇死之后，洛阳的士人百姓一片哀怜，为他们写了大量的悼念文章。众人自发集资，在兄弟俩受刑的地方挖了口井，以示纪念，还将二人安葬在洛阳北部上风上水的北邙山上。

　　值得深思的是，洛阳人怕杨万顷家人去刨坟掘墓复仇，又特地给张氏兄弟做了几个疑冢假墓。《旧唐书》对此评论，“其为时人所伤如此”。从这点可以看出，百姓对张氏兄弟的哀伤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对复仇行为的支持。按照复仇逻辑，既然张氏兄弟找杀父仇人杨万顷复仇是正确的，那杨万顷家人去找张氏兄弟的遗骨复仇也并无不可。如果民意支持复仇，那就会对复仇之举同等看待，同样会支持而不是用疑坟阻碍杨万顷家人刨坟复仇。

　　张瑝、张琇一案不但时人议论纷纷，就是后世也多有评说。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寅亦曾对此案提出新解，他认为张审素案确有冤情，杨万顷断狱不当有错在身。但张瑝、张琇也并非完全正义毫无过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上京告御状，请求朝廷和皇帝覆核父亲一案。在分析双方对错的基础上，胡寅对张氏兄弟表示同情，对玄宗将兄弟二人全部处死的裁决提出批评，认为这等于是用张家父子三条命换杨万顷一条命。他认为玄宗的处置太过冷漠。就算玄宗碍于君主颜面不能承认当年在张审素案上的失误，必欲依法处置张家兄弟，也可以先按律判处死刑，然后再特赦给予流放的活路。这样，百姓的生命、皇帝的脸面、法律的威严都能各得其所，当时和后世的舆情也不至于太过汹汹。

　　法治的力量不应当是生硬冰冷的，而应该是温情有人性的，唯有如此，才能求得法治与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