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面对疑难案件？如何预防和避免冤假错案？这是横亘在古今司法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围绕这一重大课题，中国古人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狱策略和方法，其中的缓狱法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古人所说的“缓狱”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指一般意义上的宽缓刑罚，即通过调整刑罚的实施，包括加强狱政管理，以减轻刑罚的严酷性。西汉中期，路温舒向宣帝上《尚德缓刑疏》，其中的“缓刑”就是“缓狱”的意思。其二，指一种具体意义上的司法策略，即在特定案件的处理上有意地放慢节奏，甚至突破时限要求，以期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定谳。本文所称“缓狱法”取后一种含义。

　　为了恢复受损的正义，司法审判的任务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唯需注意的是，事实真相的发现和还原过程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通常不会一蹴而就或一帆风顺。这时，考验的是司法人员的耐心和定力。对此，古人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折狱龟鉴》卷2）

　　司法官员治狱峻急，当然可能是因为性格的急躁。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源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如拘于制度上对审限的要求。中国古代法制中很早就有对审判时限的要求。《尚书·康诰》有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弊要囚。”《孔疏》曰：“要察囚情，得其要辞，以断其狱，当须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于十日，远至于三月一时，乃大断囚之要辞。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无滥故耳。”这是对于最短时限的要求，目的是为了确保判决的实体公正，避免因法官匆忙下判导致冤抑产生。（于增尊《论我国古代刑事审限制度及其启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缓狱法的滥觞。

　　针对最长审判时限的制度要求据说出现于唐朝，“限期断狱，始于唐朝。”具体做法是，“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后来又调整为：“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旧唐书·刑法志》）其后的历朝历代关于审限的规定虽不尽同于唐朝的“三限”之制，然其立法宗旨却一以贯之，即明定断狱之时限，处罚断狱稽违行为，旨在减少刑狱的淹滞，提高司法的效率。同时，实践中不乏因办案淹迟而被罚俸、降职的实例，可以想见审限制度在当时之实效。

　　在法定的审限内了结案件，既是司法体系顺利运转的必然要求，也是官僚制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这样一套“数目字”的管理办法由于无法照顾到千差万别的案件形态，在办案实践中势必会遭遇尴尬，甚至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即如北宋承奉郎王寔所指出的：“官司迫于禁限，或卤莽结断，别致害犯。”（《宋会要辑稿·刑法一·格令二》）在这样的条件约束下，中国古代的优秀法官们常常以缓狱之术来应对棘手的疑难案件。

　　北宋的王利任沧州通判时，在复查狱案材料中发现一批已判死刑的团伙盗犯将被处决。再通过面讯观察的被告人的形神气貌，王利觉得他们不像作恶之人，遂展开秘密调查，并初步摸清了情况。于是，“乃留不决”，并派人于境内展开搜捕。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抓获了真正的盗犯，原来的七名被告人得以免于冤死。（《折狱龟鉴》卷2）

　　北宋真宗时，薛奎做隰州军事推官时，当地百姓有好赌者，常于某僧寺之中聚赌。一天，有一强盗杀死寺中佣人，劫财而去，现场一片狼藉，血流成河。其后不久，几名赌徒又来寺中赌钱，见到如此恐怖景象，吓得四散奔逃，而无意中血迹已沾染其衣裳。几人的可疑形迹被治安巡逻的人注意到，遂将他们捕送到官，经过一番拷讯，几人都“承认”了盗杀的事实。可是薛奎却敏感地觉察到本案没有那么简单，“请缓其狱”。没过几天，果然真正的杀人者落网。（《宋史·薛奎传》）

　　同样是在宋真宗时，许州民妇马氏的丈夫为人所杀，马氏指控里胥某是凶手，因此前某曾有求于马氏的丈夫而马氏的丈夫不答应。差人逮捕了里胥某，某也招供了。可是司理参军姚仲孙认为此案疑点很多，证据不足，极可能是桩冤案。知州王嗣宗冲姚仲孙发火：“若敢以身任之耶？”姚仲孙回答：“幸毋遽决，冀得徐辨。”过了两个月，真正的杀人凶手果然被抓获，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宋史·姚仲孙传》）

　　以上三案均属于事涉疑似的案件。司法官员面对此类案件，如果急于破案定谳或是满足于已有的证据链条，极易酿成冤假错案。因而，有经验的人通常有意放慢办案的节奏或暂时搁置案件，假以时日，一来可以进一步调查取证，澄清案件的疑点，二来可以静观其变，说不定事实真相可以自动浮出水面。“凡事有涉疑似者，虽其辞已伏，亦须察之以缓，或终于疑罪，须当从轻，古人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者，盖为是耳”。尤其是命盗重案，人命关天，一死不可复生，因而应坚持宁纵毋枉、宁缓毋亟的原则。“盖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苟其辞未伏，不可不审也。若辞已伏，而涉疑似，亦未可辄信。盖在囚日久，考掠不胜苦，亟欲出狱，不免诬伏，不察其实而辄结案以解，或已杀之后，而真犯者败，死者其可复生乎？”（《州县提纲》卷3）

　　司法官员急于定案，还可能是迫于上峰或舆论的压力。北宋徽宗时，京城发生盗窃案，皇帝很生气，要求开封尹三日内必须破案，否则就治他的罪。起居舍人曾孝蕴进言道：“求盗急则遁益远，小缓当自出。”皇帝采纳了曾孝蕴的建议，放宽了期限要求，后来果然顺利捉获了盗贼。（《宋史·曾孝蕴传》）

　　比姚仲孙稍晚的王平也曾担任许州司理参军。一次，该州有女子独自一人骑驴出行，被强盗杀于田间，衣服被剥去。女子所骑的驴跑走，结果被田旁的一户农夫截获。后来衙门里的官差循着驴子的线索找到农夫，认为农夫就是劫财杀人者。审了好多天，农夫只承认自己私扣驴子，不承认杀人。王平觉得案件疑云重重，于是将案情禀告知州。知州是个作风强硬的老官僚，听不进王平的合理意见，只是一味地催促其快点结案。王平越加坚持自己的意见，引得知州很不高兴，指责王平道：“掾懦耶？”王平据理力争道：“坐懦而奏，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总之，无论知州如何施压，王平始终不为所动。过了数日，河南移送来一个逃兵，经过审讯，竟然就是杀害女子的凶手。与冤案擦肩而过的知州为此向王平表达了歉意：“微司理，向几误杀平人。”（《挥尘录·后录》卷6）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司法官员对缓狱法的运用，不是无故拖延案件的办理或司法不作为，而是针对特定的疑难案件，施以加倍的审慎，反映出司法官员对司法审判活动的敬畏、慎重以及尊重事物规律、实事求是的办案理念。表面上看，缓狱与司法的效率性要求产生了冲突，而究其实质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就此而言，缓狱与“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易经·象传》）的古训并不矛盾，二者是中国传统司法哲学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

　　（本文为教育部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传统中国治狱文化机理研究》[项目批号N151402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