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正式成立。

　　1988年年底，上海全市中院及各区县法院行政审判庭组建完成。

　　时光荏苒，一晃30多年过去。

　　当曾经勇立潮头的“弄潮儿们”再次相聚时，却发现岁月的印痕已悄然爬上彼此的脸庞。他们互相握手，互相寒暄，互相默契地微笑着，正如那句歌词所说——Oldsoldier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老兵永远不逝，只是淡出舞台”）。

　　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曹治喜常说，打铁必须自身硬，行政法官能立得牢、顶得住、不怕压，靠的就是一个问心无愧。

　　曾经，有当事人在路边苦等曹治喜9天，请他帮忙把一份“材料”带到法院。他接过来一看，信封里竟然是厚厚的一沓钞票，曹治喜立马就把钱塞回给当事人。

　　谁知，那人没接，扭头就跑。曹治喜连忙去追，那人继续跑。曹治喜停下脚步，那人才慢慢靠过来说：“曹庭长，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讲的，我如果讲出去就断子绝孙……”

　　“你是不是断子绝孙跟我又不搭嘎（沪语，意为‘没有关系’）！这钱我绝对不会收，你要是不拿走，我回去就上缴！”曹治喜义正词严。

　　那人仍然执迷不悟，曹治喜转身回院，把钱交到了监察部门。

　　“军人和法官这两种职业都很符合我的性格、理念和作风，我崇尚正义，反对邪恶，我希望人人都能受到平等的保护。”在进法院工作前，曹治喜曾在东海舰队度过了26个春秋，“刚正不阿”这四个字已融入他的血液。

　　1989年，上海市南市区人民法院行政庭成立后不久，52岁的曹治喜被任命为行政庭庭长，这位新上任的庭长作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报读全国法院系统业余法律大学。

　　整整三年，曹治喜将宪法、民法、刑法、刑诉法等20多门学科从头到尾认真学了一遍。每次临考前，他总会在清晨7时30分赶到院里，找个地方开始复习，直到深夜12时他才起身收拾好书本离去。那些日子里，除了吃饭、复习，曹治喜几乎不出门。同班的年轻学子们看到曹治喜的“狠”劲儿，暗自佩服。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全市4000多名学员中，曹治喜有四门学科的考分位列全市法院第一。

　　有人问曹治喜：“这么拼命为什么？”

　　“一不图虚名，二不求先进，为的是把案子办准办实。”曹治喜回答。于是，一手抓法律功底，一手抓廉洁作风，曹治喜带领着他的行政审判团队不断前行。

　　然而，万事开头难。建庭之初，上海南市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被告多为公安机关，但当时的公安机关对自己成为“被告”显然还没有适应。

　　有一回，曹治喜发了传票通知公安机关到庭应诉，但公安机关拒不出庭。第二次传票发出后，公安机关仍然未见人影。

　　有人劝曹治喜：“不要开庭了，往后拖拖再说吧。”

　　曹治喜火了：“今天一定要开庭！我今天就开给你们看！”

　　最终，在曹治喜“狂轰滥炸”的电话中，被告只得出庭应诉。

　　通知公安机关出庭应诉尚且如此费尽周折，开庭审理就更非易事了。

　　有一起不服治安管理处罚案件，曹治喜至今记忆犹新。案情其实不复杂，上海某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法时不小心弄破了被管理人的手指，公安机关据此对两位民警作出了行政拘留处罚的决定，民警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曹治喜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一边是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不肯退让，另一边是受害人大张旗鼓地准备了横幅、标语、口号，扬言要上街游行示威。

　　“公安的处罚决定有问题。”曹治喜心里很清楚。根据规定，干警在执法中违纪，由所属公安机关据情给予适当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等，只有干警执法中涉嫌犯罪，才可给予刑事处罚。这起案件中的两位民警是在执法中违纪，只能给予行政处分，不能给予行政处罚，二者性质不同。

　　曹治喜很坚持：“民警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保护。”于是，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中院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曹治喜一行亲自上门协调化解，最终，法院作出了撤销行政拘留决定的判决。结案后，两位民警对曹治喜感激不已：“曹老师，你救了我们两个人、两个家，我们永远感激人民法院。”

　　一切只是刚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备，行政法官应该如何追求公正？曹治喜心里自有答案：“就是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给一些单位进行法律知识讲座时，曹治喜常常会把“大盖帽”往讲台上一放，然后神情严肃地看着台下的听课者：“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做好‘民告官’的行政审判，即使丢掉这顶乌纱帽，我也在所不惜。”

　　1994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曹治喜怀着深深的留恋之情，离开了酷爱的行政审判岗位。“坚信善为人之本，努力尽心作奉献。26年军旅日，义务理发上万千。退休不忘做公益，竭诚服务20年……”退休后，曹治喜在自编的《自诩歌》中这样写到。

　　把“底”交给他们

　　“人民法院坚持行政诉讼的本质，不是就监督而监督，更不是就维护而维护，而是监督与维护的辨证统一。”吴政权说。

　　1987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筹建行政庭。不久，吴政权被调去专门负责公安系统案件。

　　在一起案件中，某单位的一位干部带人前往工厂闹事，严重干扰了社会治安、工作秩序，被公安机关予以处罚。干部不服处罚，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吴政权审查后发现，公安机关认定事实准确、取证充分、程序合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没有问题。

　　开庭前，原告代理律师友情“提醒”吴政权：“老吴啊，今天就看你们的啦……”吴政权一听，不对，怎么叫看我们的了？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最终，法院维持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让国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真的太重要了。”吴政权感慨。进入法院前，他曾在企业负责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每天面对很多材料，一些材料经他的手签字而生效。看着材料中那些普通却沉重的名字，看着那些令人唏嘘的过往，吴政权的内心在颤抖，法治的信仰开始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进入法院做了行政法官后，吴政权更加不敢放松“依法办案”这根弦。

　　吴政权坦言，自己从事行政审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难处。

　　几十年前的一个雨天，有人来法院向吴政权反映情况，说徐汇区某处存在乱拆迁现象，电闸门、电线外露，已经有捡垃圾的人触电，非常危险。

　　照理说，法院没有受理的纠纷，法官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但看着神色着急的报案人，吴政权还是跟着去了现场。

　　“老百姓的事情，我就是喜欢多管一些，多讲几句。”吴政权说，“我们碰到事情需要别人帮助，老百姓有事到法院来找帮助，他错在什么地方？”

　　不过，并不是每个走进法院的当事人都能体会法官的苦心。

　　曾有一位被判败诉的老人，喊了40多人，一起乘着大客车来到法院，将吴政权团团围住，指责法院的生效判决，要求法院改判。

　　接待室里，吴政权和书记员与来势汹汹的人们面对面，吴政权的心里有一丝紧张。但紧张归紧张，该说的、该解释的，他仍然坚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吴政权顶着压力、扯着嗓子向当事人细心解释一条条法律规定，耐心地提醒他们，如果对法院判决有意见可以走其他法律程序。

　　由于现场没有配备话筒和麦克风，吴政权的嗓子越来越哑，但人群的火气也一点点消解了下来。

　　结束接待后，书记员小王感慨道：“老吴今天确实很累！”

　　吴政权笑笑：“如果只是两分钟草草解释，那往往会导致当事人的不理解。现在我用了一个小时，他们都能理解法院了，心平气和离开法院了，还是挺好的。”

　　吴政权一直觉得，法官要敢于把自己的“底”交给老百姓，让他们评头论足，要给老百姓找到出路，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争端。

　　熟悉吴政权的人都知道，他既有“柔”的策略，也有“强”的威势。如果遇到蛮不讲理、甚至想要殴打法官的当事人或家属，吴政权也绝不买账，他曾拍案而起，怒斥对方：“人民法院能让你们这样闹！”当事人一下子就被“镇住”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脸相，骨骼瘦削，皮肤有点黑，一激动声音又很铁，自然让人觉得正气。”吴政权笑着说。

　　2001年，吴政权提前退休。在得知自己的退休消息后，他流了泪。一份职业，纵有万般不舍，总有人离开，总有人继承，吴政权希望，年轻的后来人能够继续坚守对法律的信仰。“记住，作为一名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定要保证自己讲的是真话，这是法官基本的职业道德。”他再三叮嘱后辈们。

　　退休后，大家原本以为吴政权的性子会温和些，没想到，他差点和一位女青年吵起来。

　　那是一个下雨天，地铁里的清洁工为防止路滑，一遍又一遍地把地拖干。一位女青年全然不顾，随手将雨伞上的水甩在地上，引起清洁工不满，两人争执起来。

　　吴政权看不下去了，他劝女青年要讲道理，随地洒水的行为本来就不对。

　　“要你管什么事情！”女青年很蛮横。

　　“大家的事情大家管，我怎么不好管！”吴政权的火气一下子冒上来了，他永远是一个“爱多管一些事”的吴政权。

　　念好这个经

　　蔡廷家18岁就参了军，从战士做到团副政委，后来转业到上海高院。

　　1987年，上海中院成立行政庭，他和吴政权一样，跟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其中一员。

　　行政审判专业性很强，容不得一丝马虎，蔡廷家很快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负责审理的土地、渔政案件中，单以土地案件为例，就涉及到土地性质、政策发展等多个方面。

　　“审理这类案子时，当事人还会说出一些本地话，比如在崇明，老百姓常常会讲‘五棚基’，什么叫‘五棚基’？法官如果听不懂这些，案子都不知道怎么审。”

　　不过，蔡廷家也没有气馁：“进了这个门，就要念好这个经。”作为上海第一代行政审判法官，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除了办好手头上的案件，中院的行政庭法官还肩负着指导基层法院开展行政审判的任务，压力很大。

　　蔡廷家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前往基层法院调研，倾听来自行政审判第一线的问题和困难，每次出发前，蔡廷家等人都会提前摸排相关情况，做足准备。

　　“我们去基层是发现问题和促进业务能力提升，不是简单地走过场，更不能瞎指导。”蔡廷家说。

　　在严格“办案”的同时，蔡廷家也高度关注“人”的选择和培养。

　　来到中院行政庭后，他很快就“瞄”上了庭里的年轻后生钱锡青。钱锡青刚进法院不久，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不俗的调研能力令人刮目相看，对于刚起步的行政审判庭，钱锡青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蔡廷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小钱做事态度认真，从不含糊，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做到最好。”

　　然而，正当蔡廷家筹划着如何进一步培养年轻干部时，高院行政庭的一纸调令却把钱锡青“挑”走了。

　　转眼到了1995年，上海中院正式划分为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蔡廷家被任命为上海二中院行政庭副庭长。此时，钱锡青也调入上海二中院，组织上准备把他分配到秘书科。

　　“这么会写调研文章，这么喜欢审判，放在行政庭更合适！”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蔡廷家找到了时任上海高院行政庭庭长的殷蓉蓉。

　　殷蓉蓉问他理由，蔡廷家诚恳地回答：“小钱以前在我们中院行政庭工作过，他的人品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年轻人擅长调研，在行政庭更能发挥他的潜力……”

　　不久，钱锡青来到了行政庭。蔡廷家立即根据其特点，给钱锡青“压”担子。钱锡青不负众望，虽然当时行政庭包括庭长在内只有6个人，还分管着辖区内各基层法院大大小小的案件，但他加班加点进行调研，并且投入其中乐此不疲。

　　“看到他这么努力，我觉得很欣慰。”蔡廷家感慨。

　　有人向蔡廷家讨教“寻找优秀人才”的秘诀，蔡廷家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多观察工作细节；第二，多了解家庭环境。

　　蔡廷家举例，行政庭曾有一位女同事叫王朝晖，有一次，他去王家家访，王朝晖的母亲与他侃侃而谈：“我们夫妻俩都是老师，从小对她要求就高，她自己也很要强，一直以来没有让我们多操心。”

　　蔡廷家一听，连连点头，难怪王朝晖平时在庭里做事情总是要尽善尽美。

　　王朝晖的母亲接着说，自己的女儿想入党，但法院对党员要求比较高，女儿想等条件成熟后才申请，所以一直拖延着。“家庭是小孩成长的第一要素，培养人才要把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蔡廷家心里有了数。

　　第二天上班，蔡廷家把王朝晖叫了过来。

　　“你现在条件不够，但要争取、要努力……”一番恳谈让王朝晖备受鼓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年上海二中院行政庭的6人中，有多人在数年后做了法院院长，其中就包括钱锡青和王朝晖。

　　2002年，蔡廷家退休。每次退休支部搞活动，他总会在活动开始前，先去行政庭办公室转转，和大伙儿唠唠家常。

　　“行政庭就是我的家。”蔡廷家说。

　　专业是生命线

　　齐耳短发、不施粉黛、身着素衣、语音低缓，乍一看殷蓉蓉，你会以为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小学退休老师，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曾是上海高院的行政庭庭长。

　　殷蓉蓉刚进法院工作时，在研究室负责司法统计。在还没有配备电脑的情况下，她成天和算盘打交道。老同志们打趣她，说她“金口难开”，一个月也说不了几句话，应该去民庭实习一下。

　　没多久，一打电话就紧张的殷蓉蓉果然被调到了民庭。上海中院组建行政庭时，她又从民庭调到了行政庭。

　　开庭是个专业活儿，每次开庭，审理案件的法官都会念一段话，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本案由审判员某某、某某、某某组成合议庭，由某某担任审判长，由书记员某某担任法庭记录。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这段看似不长的话，对殷蓉蓉来说却绝对是一个挑战。她至今还记得，刚开始审理行政案件时，由于过度紧张，自己念着念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连气儿都接不上了。

　　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虽然不善言辞，老天爷却安排殷蓉蓉去处理那些不得不“开口”才能协调化解的事儿。

　　有一起案件，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证据不足，被诉至法院，高、中院的院领导带着殷蓉蓉一起去协调化解矛盾，行政机关一开始固执己见，经过反复协调，问题才得以解决。

　　“在当时的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协调化解工作并不少见。经过彼此沟通，行政机关会意识到问题所在，并主动与当事人协商如何处理。老百姓的利益被保护了，法治的目的就达到了。”殷蓉蓉说。

　　不过，协调化解的场面更多犹如“针尖对麦芒”。那些年，一些基层法院行政庭如果碰到难办的案子，就会向高院“求助”，于是，殷蓉蓉“首当其冲”，在协调会上主动站出来“舌战”行政机关，这些情景让在座的基层法院法官既佩服又感激。

　　“主要是我说的话在理。”殷蓉蓉有自己的底气。与蔡廷家一样，她也认为，行政法官的专业性很要紧。

　　自从担任上海高院行政庭庭长后，殷蓉蓉全力推行行政审判业务培训，并且“一竿子到底”。每年，由高院牵头组织两次全市法院行政条线培训，代理审判员以上人员全部列入培训范围，曹治喜、吴政权、蔡廷家等人均在其中。行政法官们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每个人都畅所欲言。

　　“这种培训既增进了交流，也促进了适法统一。”有人说。

　　殷蓉蓉打心眼儿里喜欢行政审判，这个新生的领域不断推着她向前探索、钻研学习。每当殷蓉蓉与人聊起行政审判的未来时，她常说，希望法治环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上海会成立专门的行政法院。

　　儿子考大学时，殷蓉蓉想“游说”儿子去念法律，没想到儿子一口回绝了：“我不考法律，妈妈太辛苦了，工资也不高。”

　　是啊，妈妈太辛苦了。就在儿子出生的前一天，殷蓉蓉仍然在法院上班。翌日，当事人遍寻不着她，一打听，才知道她被推进医院待产室生孩子去了。当事人托人给殷蓉蓉捎信，信中写到：“小殷，你好好地生产，不要着急我们的事情。”“希望你身体健康……”殷蓉蓉看着信，眼眶湿润了。

　　如今的殷蓉蓉在家带着可爱的孙子，每当电视台播出与行政相关的新闻时，她总会不由自主地盯着屏幕，嘴里念叨：“到底新规定增加了什么内容？”

　　老伴忍不住说了一句：“这和你有关系吗？”

　　“就是想学、想了解，这是行政案件办过以后的思维模式。”殷蓉蓉自己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