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刚刚降生。一个多月后，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随之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成立。

　　四十年前，我二十弱冠。两个多月后，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开启了中华民族改革开放新篇章。

　　盛世今朝，我六十花甲。再过几月后，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大庆即将隆重举行，我也将光荣退休。

　　时光如白驹过隙，回首往昔，如歌如诗。我不仅与自治区同龄，而且工作的43年恰是改革开放的40年，在法院的38年更是将最美好的芳华奉献给了法院，见证了宁夏法院的成长、发展。

　　　　　　　　　　生于自治区成立之时，有伙伴们羡慕的童年

　　我叫马桓，1958年9月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父亲和母亲都是国家干部，我排行老大，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我的童年是在同心县农村长大的，经历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经历了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说我们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我的童年却是在伙伴们的羡慕中度过的。

　　由于家里父母是国家干部，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家也能吃上白面饼子。那时候上学都是自己带吃的，农村的同学很多都带的是用豆子碾成面后再炒一下的炒面，还有黄米做的面团、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再带一点自己家腌制的咸菜。有的时候白面饼子吃腻了，我看见同学们炒面吃得很香，也会和他们换着吃。

　　有一次同学来家找我玩，做饭的时候，老妈用少量的油炝了一点葱花，做了酸汤面。同学羡慕的说我家天天在过年。

　　60年代是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实行“票证制”。布票、粮票、油票、豆腐票......，没有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感觉那个时候就没有吃过肉，吃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啃骨头，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和一点肉菜。

　　但在喝水上，大家都是平等的。由于同心县地处我国干旱地带，十年九旱，也没有地上水和地下水资源，大家吃水只能靠收集的窖水。春秋有雨的时候，将雨水收集在水窖里，冬天下雪时，将积雪扫到水窖里。由于水窖是露天的，水面上常常漂着麦秆、木枝甚至牛、羊、驴的粪蛋等。用的时候，再用桶打上来，撇干净上面的杂物后烧开了饮用。那时候水比油还贵，乡亲们嫁女儿一定要嫁给有水的人家，记忆中同心县大概到90年代初才通上自来水。

　　我的学生时代是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而不断变动的，先后在同心县的张家塬、预旺、马家高庄、韦州等地完成了小学、中学的学习。当时的学习用品也少的可怜，几乎啥也没有，没有现成的本子、没有订书机、没有铅笔盒......。作业本是从外面买几张大白纸，回家再用小刀裁成32开的小纸张，用线绳再装订起来。生活困难的同学作业本都是正反两面用的，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点空隙。铅笔也是省着用，用到只有2、3厘米的铅笔头时，手也握不住了，就再把铅笔头套在塑料管上用。后来，开始用钢笔写字了，买墨水又成了困难。我家的条件好些，农村的同学都用我的，我也非常愿意帮助同学们。

　　童年时代，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裁缝机。由于家中有5个孩子，穿衣比吃饭更困难。我的衣服都是老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老父亲穿过的衣服，老母亲又再改一改给我穿，我穿过的再改一改给弟弟们穿。70年代初，生活条件比我们好的二叔家（二叔二婶都是国家干部，只有一个孩子），看到我家的困难记在心上。二婶用省吃俭用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一家人都非常感激二婶，至今都记得她的好，这也是当年家里最值钱的财产了。

　　　　　　　　　长于法院重建之日，38载法院工作好风光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农村的教学还是比较落后的。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席卷了全中国每个角落，学校里也开始了“批林批孔”，张铁生交白卷成了光荣，满教室都是大字报，老师们每天领着学生在念毛主席语录。

　　1974年底，我已经上到了高中一年级。由于学校里盛行读书无用论，而且学校的义务劳动也越来越多，我就有了弃学工作的念头。

　　1975年3月，我到同心县的水电局当了一名打井队工人，当时还不满17周岁。打井队的工作是三班倒，工作全部在野外。整年都是白天风吹日晒吃干粮，晚上风餐露宿住简易帐篷，每月的工资是40几块钱，但在当时也算得上高工资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到年底的时候，正式转正后每月的工资是49.5元。那个时候也开始知道心疼老母亲和分担家庭负担了，除了给自己留下5元的零用钱，其余全部上交给老母亲补贴家用。

　　1977年春天，父亲调到水电局当领导，我们也举家搬迁到了同心县城。一家7口人有了国家分的两间平房，有十几户人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为了回避我就被调到了同心县电影公司，开始了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当时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少，看电影是老百姓最大的文化享受，电影放映员也深受百姓欢迎。最高兴的事就是，用毛驴车拉着放映机、发电机，自己跟在毛驴后面徒步走上二三十里路到农村去放电影。十里八村的乡亲一听说来放电影，都会早早的拎着自家的小木凳、小马扎赶到放映地点，来晚的乡亲就会蹲在地上、挤在墙角、站在高处，孩子们就会爬在墙上、大树枝上眼巴巴的等着电影开始。记得当时在电影开始前，还要求我们放一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短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家加强了法制建设，人民法院恢复重建，从此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79年底，公检法机关进行扩编，从各单位选调干部。我有幸被同心县组织部筛选上了，但我还是喜欢电影放映员的生活，不想去。后来，县委组织部找老父亲谈了话，让老父亲做我的思想工作。

　　“去法院好呢，能骑上摩托车，很风光的。”亲朋们也这样劝我。

　　1980年初，我就到同心县法院上班了，开始了我的法院生涯。当时的同心县法院只有办公室、民庭、刑庭三个机构，十几名干警，2辆黄河牌摩托车，5、6间简易的办公平房，与公安、检察院在一个大院子里办公。我是院里最年轻的干警，工作先从法警、书记员干起。与现在法院的案多人少、压力大、风险高相比，当时又有不一样的辛苦。

　　封火炉是必须的工作技能。80年代，法院冬天取暖用的还是铸铁炉子，烧的是干警自己用煤沫打的煤饼子。由于办公经费紧张，煤饼是按办公室人头进行分配的。为了避免浪费，火炉生起来后，到了晚上下班时就要封火。如果火炉封不好，第二天就续不上火，要重新点火，既费煤饼又影响卫生，而封火的任务一般都是由我们这些年轻干警来完成的。

　　装订卷宗更是书记员必备手艺。现在，法院的卷宗，有电子版的，也有纸质版的。纸质版卷宗的装订用的是装订机，既快又省时省力。而在80、90年代，装订卷宗则是完全的纯手工活。锥子、线绳、浆糊是书记员装订卷宗的“三件宝”，订卷宗时，先把手写体的纸张材料按程序整理好，然后用铁锥子钻两个眼，把线绳带过去订起来，再用浆糊封上侧面粘上卷宗封皮。刚开始铁锥戳破手、线绳磨破皮都是家常便饭。

　　记好笔录则是书记员的基本工。记得有一次，我给同心县法院副院长高鹏当书记员，记一份调解笔录就挨了批。

　　“这么浪费纸张。”高副院长拉长了脸批评我。原因是我第一页在记录时写错了字，就顺手把第一页纸给撕了。高副院长的批评让我脸红的抬不起头来。为了提高自己的记录质量和速度，我省吃俭用存够了一台录音机的钱，托同学在广州带回来一台砖式录音机。专门找人说一些话，然后边放边记录，以提高记录速度和质量。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就成为了全院记录最好的书记员。而现在的记录都是书记员用电脑或速录机直接输入。

　　印刷裁判文书在当时是又脏又累的活。当时的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庭审笔录还有审理报告、判决书等裁判文书都是审判人员一笔一画用手写出来的。一些要送达给当事人的判决书、调解书等，由于需要好几份，还要交到打字员那里用铅字打印机打印出来。记得同心县法院只有一台打字机，由办公室派专人管理、专人使用。打字员用打字机把它们打到腊纸上，然后我们再用油印机印出来。常常是撸起袖子，推着油墨辊子，脸上手上身上到处糊的是黑色的油墨。而现在的裁判文书都是审判人员在电脑上直接输入进去，然后用打印机打出来，既干净又快捷。

　　外出调查和送达是既辛苦又快乐的工作。快乐是因为可以骑上院里的摩托车，辛苦是因为一整天都在乡里跑，有时候一口水都喝不上，还有可能碰到车坏了被困住的情况。

　　1982年的春天，我和一位同事去农村调解一件离婚案子，同时还带了当地的几个其他案件。中午时分，摩托车坏在了同心县罗山的大山里，方园几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检查发现摩托车的大梁断了，非常危险，不能再开着走了。没有办法，两个人推着摩托车走了近十几里的山路，终于推到一家农户家。问农户有没有铁丝，他看我们是法院的人，就给我们到处找要了一些。我们用铁丝将摩托车的大梁捆绑在一起，试着骑了骑，居然可以开起来。

　　1985年，院里把唯一一个在中央民族大学上学的机会给了我。我非常荣幸的成为了一名大学生，有机会在大学里深入系统的学习了法律知识。经过两年的深造，我的法律业务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88年，回到院里的第二年，我和吴忠中院原副院长马少清（已退休）、高院执行一庭庭长张秉俊三位比较优秀的年轻人被提拔为各庭的副庭长，我当时被任命为民庭的副庭长。

　　1990年底，高院选调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我有幸被选中。在高院一干就是28年，先后在民庭、经济庭、告申庭、刑二庭工作，2011年又调整到刑一庭工作，并晋升为二级高级法官。2016年9月，我沐浴着司法改革的春风成为全区第一批842名员额法官之一。

　　2003年，全区法院配了第一批电脑，要求干警们都用电脑工作。大家都开始学习电脑技术和打字，45岁的我也投入到电脑学习的大潮中。由于农村小学当时没有教汉语拼音，我就不会用拼音打字。但为了工作必须学会打字，我就开始背五笔字根，记不住就一遍一遍的背；手指僵硬不会用指法，就用一个指头在键盘上敲打，几十页的审理报告到现在还是用“一指禅”打出来的。

　　在法院的38年人民法院快速的发展壮大，从最初的银川、固原2个中院和19个基层人民法院到现在的5个中院27个基层人民法院和1个铁路运输法院。

　　有一次翻看《宁夏法院志》，仔细计算了一下1980年全区法院的受理案件量为5269件。而2017年，全区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突破20万件大关，是我1980年进入法院时的近40倍，干警们的工作压力也是空前加大，有的法院人均审理案件达200件左右，有的法官年均结案达500件。

　　高院的案件数量虽然没有基层法院的多，但都是比较重大、疑难、复杂的，而刑一庭更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许多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清白、生命，责任非常重大。由于自己在法院工作时间久，资历老，成为员额法官后，庭里常常把一些比较棘手的疑难、复杂案件分配给我主审，或者由我担任审判长负责把好关。

　　2018年年头上，院里还分给我7个案件，已经办完了6件。还有1件故意杀人的案件，办完手里的这1件到9月份我也就退休了。

　　办了38年的案子，感触最深的是要把案件办好，法官必须要有正义感，要有司法为民的情怀和严格依法办案的职业操守。近四十年法官生涯，在办理案件中我始终对当事人笑脸相迎、耐心说理、主动疏导，至今没有一个当事人反映我有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情形。在办理案件时，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申诉复查，每办一起案件我都会严把案件的事实关、程序关、证据关、法律关、文字关，努力让每一个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今没有发现有一起错案。

　　　　　　　　　　　养于良好家风之中，是一生平安的护身符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正是好的家风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引我圆满的走完了法官职业生涯。可以说，良好的家风是我从事法官这一高风险职业的护身符，父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树立了良好榜样。

　　“家里的钱是大家公用的，你要用钱要说明理由，不能偷着拿。要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第一次挨打后，母亲拉着我红肿的手边哭边说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生长在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家里的钱和生活花费都是由母亲负责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偷偷地拿了母亲放在抽屉里的钱去买零食。母亲发现后，拉起我的手就用尺子一顿狠打，手被打得又红又肿。

　　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影响和启发很大，让我牢牢记住了公用的钱不能擅自拿，不该拿的钱不能拿。

　　一直在地方当领导的父亲，对家人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尤其对子女在工作上、政治上要求很高。我1985年就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1986年转为正式党员，现在也是有33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有次下班回家遇到了一个来感谢父亲的叔叔。他因为工作调动，非要来家里感谢父亲。当时父亲还没有回到家，那位叔叔说他向马局长借了钱，在单位找不见父亲，就到家里来还钱。母亲推托让他到单位还给父亲，但那位叔叔坚持把钱留在了家里。

　　父亲回来后，气坏了，狠狠地骂哭了母亲，并让我把钱当即送还给了那位叔叔。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也为我以后处理此类事情树立了榜样。

　　作为一名三十多年的老法官，工作、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请客、送礼的事情发生，但自己始终记得父亲是怎样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同心县法院办理民事案件时，就有当事人提着点心、罐头来单位、到家里送礼，我都义正言辞的加以拒绝。随后的二三十年，请吃、送礼的物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和增加，但唯一不变的是自己拒腐蚀永不沾的法官职业操守。

　　2014年底，有一个宅基地申诉案件的当事人经常来法院缠访。案件分给我之后，有一次在接待她的时候，她留下了一份申诉材料。当我打开申诉材料阅看时，发现材料中夹带了两张银行卡。我立即打电话，把她喊了回来，严厉地批评了她并坚决让其收回银行卡。

　　认真阅卷后，我认为她的申诉理由并不能成立，依法驳回了她的申诉请求。据立案信访部门的同志反映，她后来再也没有来高院缠诉缠访。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如今，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两个儿子和儿媳都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小儿子还找了个汉族媳妇，我也有了2个小孙子，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宁夏回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景象在我们家得到了充分体现。

　　时间无声，岁月有痕。

　　再过几个月，就是自治区60周年大庆、改革开放40周年庆典，也是我光荣退休的时候。回首我这六十年，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公公正正办案，心里很坦然。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