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坐在轮椅上的谭彦出现在我们面前。

　　身患重病的他身体已极度虚弱，1.76米的身高，体重只有40公斤。苍白的脸庞十分消瘦，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着执着和坚定。

　　7年前，医生断言他如果“不全休治疗，最多只能活5年”。7年来，这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却以自己钢铁般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顽强地工作、生活着。

　　医生只允许我们采访10分钟。

　　10分钟里，被人们称为“老铁”的谭彦用微弱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他对生命的理解、事业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不为人情所动，不受金钱诱惑，不被权力左右，不向恐吓低头。谭彦说：“人民法官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办一件错案。”

　　在情与法、钱与法、权与法的较量中，人们看到了一位铁面无私的人民法官。

　　一次，谭彦审理一起盗窃案，被告人的一位亲戚恰巧是谭彦妻子贾丽娜的同学，关系一直不错。这位老同学找到贾丽娜，希望她在谭彦面前说说情。

　　贾丽娜知道谭彦一向不徇私情，但老同学的托付又使她抹不开面子。“案子不大，或许这次他能破例。”她想。回家后她把这件事跟丈夫说了。

　　“不是我不给面子，同学、朋友的情再大，也没有法大，咱不能让肩上的天平倾斜，原谅我……”谭彦坦率地告诉妻子。

　　“我向老同学好好解释解释。”听了谭彦的一席话，妻子对丈夫多了一份理解。

　　在开发区法院1994年的廉政记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谭彦，一年拒贿6000余元，拒请吃15次。”

　　谭彦不是不缺钱。远在吉林山区的老家，姐姐和弟弟都有病，全家生活只靠父亲的工资维持。作为长子，谭彦常要把自己的工资寄回老家，自己的三口小家却要靠岳父接济。然而，用金钱亵渎法律的神圣，谭彦坚决不干。

　　同许多法官一样，谭彦在办案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打着各种旗号来拉关系的，也有目无法纪者的恐吓，但谭彦从不屈服。

　　1994年，谭彦审理一起财产纠纷案，被告认为谭彦的判决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在法庭上破口大骂：“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这个小法官。”随后，又指使别人两次打电话威胁谭彦：“你就这么判吧，咱们走着瞧。”谭彦毫无惧色：“我依法办案，你不服可以上诉。”被告震慑于他的凛然正气，服从了判决。

　　谭彦常说：“我们是法官，头顶着国徽，肩扛着天平，绝不能在我们手中办一件错案。”他认为，秉公执法的核心就是认真、准确、公正地办案。了解谭彦的法官、书记员、公诉人、律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谭彦办案容不得半点马虎，从不放过一个疑点。

　　法律无情，法官有情。谭彦说：“我们是人民法官，在法庭上，要忠实地捍卫法律的尊严；在法庭外，还要用自己的真情，感染和教育更多的人学法、懂法、守法。”

　　谭彦把人民法官的职责延伸到法庭以外，他在自己庭里建立了对缓刑罪犯的回访制度，定期把有关的法律书籍给他们看，教他们学法、懂法、守法，真正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一个缓刑罪犯见谭彦又一次来到他家，激动得泣不成声：“谭庭长，我与您非亲非故，您却对我比亲兄弟还亲，我再不好好改造，还是人吗？”还有一个罪犯，听说谭彦病重，拿出了治疗结核病的独家偏方。

　　病榻上的谭彦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法官不应只在法庭上惩罚罪犯，还应把执法工作当成普法的课堂，使广大群众受到法制教育。

　　1994年4月，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来到开发区法院，状告儿子虐待自己。谭彦受理后，立即赶到老太太住的偏远渔村。调查中，谭彦了解到，被告人的确经常打骂老人，是村里有名的“刺儿头”。谭彦随即将被告人传到法庭，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没想到被告人回村后，不思悔改，继续虐待老人。谭彦非常气愤，经请示准备依法将被告人拘留起来，然后在村里公开审判。可这时，老太太心疼起儿子来，找到谭彦要求撤回起诉。

　　按说，这个案子到此可以了结。但谭彦认为：在农村，不少人法律意识淡薄，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必须让他们知法、懂法、守法。于是，他提出将原来的公判大会改为法制教育大会。在全村人面前，谭彦以这个村民虐待老人的典型案例，给广大村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会上，不孝之子向母亲叩头认错，当众写下赡养老人的保证书。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村里再没发生打骂老人的事情。

　　在开发区法院，谭彦办案调解成功的比例全院最高。一些难以处理的案子，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用自己的情去打动别人的心。

　　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更热爱工作。在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谭彦对领导说：“我干一天就少一天了，你就让我工作吧……”

　　1988年底，谭彦还是一名书记员，一个人要为5名法官当助手，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由于过度劳累，他感冒发高烧持续20余天。但他仍然一边咬牙坚持工作，一边照顾临产的妻子。就在妻子分娩当天，谭彦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床上。

　　同事们把他送到医院，经诊断：肺结核由于长时间高烧得不到治疗，恶化为“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这是肺结核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从X光片上，肉眼就能看到两片肺叶上有四五个空洞，其中最大的如同鸭蛋大小。医生要他长期“全休治疗，否则，最多只能活5年”。

　　残酷的消息一下子让谭彦惊呆了：29年的人生经历，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他想到家中年迈的双亲、身边年轻的妻子、襁褓中的儿子，想到儿时的伙伴、大学的同窗、单位的同事……而想得最多的，是他深深热爱的事业。人生的追求才刚刚开始，理想的翅膀怎能突然折断？连续几天的辗转反侧，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慢慢占据了他的心：人迟早是要死的，生命的长短用时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却用贡献来计算。即使像流星闪过，也要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想通了，谭彦的精神又振作起来：自己毕竟还有5年时间，与其在医院里等死，不如回去工作，活一天就要体现一天的价值。

　　谭彦这次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高烧一退就回法院上了班。医生留他，留不住；同事们劝他，他听不进去。妻子哭着说：“不是不让你上班，是让你先养好了病，有了好的身体再工作。我不图名，不图利，只图你有个好身体。有你在，我有丈夫，孩子有爸爸，我们才有个完整的家，否则……”妻子说不下去了。

　　“丽娜，你快别这么说。不少结核病人长期住在医院也就那么回事。我这么年轻，在医院里憋得慌，还不如上班干点事情充实。”谭彦安慰着妻子。

　　开发区法院的考勤表上有这样的记载：1993年7月1日至1995年6月30日，扣除节假日，总共为560个出勤日，谭彦因病请假48天，实出勤竟多达512天。而这段时间恰恰是谭彦病情严重的日子，医生嘱其“全休治疗”。

　　病魔缠身，谭彦更热爱生活。闲暇的时候，他常与同事下棋、娱乐，虽然话语不多，但常常一个笑话，就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谭彦的妻子说，在死神和病魔面前，他从不退缩，凡是听到治疗结核病的偏方，他都要试一试。

　　质朴的生活陶冶情操，艰苦的环境磨练意志，良好的教育塑造人格。谭彦说：“人不能愧对生命，干一行就要干出名堂。”

　　谭彦1960年出生在吉林省集安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从小学到中学，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和“学雷锋先进分子”……

　　1981年谭彦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从那时起，当一名人民的好法官，成了他最大的理想。

　　1985年7月，谭彦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组织上派他与其他几名同志一道筹备组建开发区法院。当时，开发区还是个荒凉、偏僻的小渔村，荒草遍地，道路泥泞，距市中心30公里。没有宿舍，谭彦就住进四面透风的工棚里。白天，谭彦骑着自行车深入工地、渔民家中调查；晚上，由于电力不足，他常点着油灯看书、写材料。冬天，呼啸的北风吹来，工棚如同冰窑。与他一起到开发区的人，有的调走了，有的回到了市里，谭彦却留了下来。

　　谭彦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执行公务中，因车祸受伤，领导和同事们立即把他送往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单位又让他回吉林老家休息。当年冬天，两位院领导冒着大雪千里迢迢赶去探望他。1989年谭彦重病以后，院里更是千方百计为谭彦治疗，凡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了。谭彦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一次在重病之中，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活着就要为党工作，死也要死在岗位上。”当时在场的夏宪平日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这句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可信，谭彦说得却那么真诚，我们知道，这确实是他的真情流露，让人听了直想哭。”

　　1990年3月16日，谭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中郑重地写道：“我是一名司法工作者，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依法办事，刚直不阿，做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司法战士！”

　　几年来，谭彦先后获得多种荣誉：大连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大连市杰出法官、大连市特等劳模、辽宁省共产党员标兵。面对这些荣誉，谭彦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等我的身体好转了，我将加倍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