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年—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隐居浙江绍兴阳明洞，又曾创办阳明书院从事学术研究与讲学，自号阳明子，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且能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其学说世称“阳明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的法律思想不仅通过其著述，还通过其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得以表现出来。王阳明的哲学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熹哲学的反响，他倡导的“心学”是在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具有时代意义。同时，它也是自北宋以来理学扬弃佛道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整个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富有创造精神，他的哲学一脱当时程朱学派的经院习气，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概，充满了活力。

　　创立心学以致良知

　　王阳明所创心学，是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追溯自孟子，是由王阳明发展起来的儒家学说。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此外，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的“心学”肯定了每个人的感性认识，更贴近现实生活，所以在明中后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人欲”战胜“天理”，是明代中期以后商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蚁聚，风气大开，它迅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又一种主流思想。

　　重视乡约推进十家牌法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郡县制来治理的，这一治理的最基层单位是县，在县以下没有政府派出机构。清朝以前，在县以下的民间社会中，实际上实行着一种乡里制度。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家长制相联系的由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秦汉以前叫什伍之法，从汉到隋唐称乡里之制，宋以后改为保甲制度。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创造了“十家牌法”，规定十分细密，使保甲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十家牌法规定每十家为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如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家连坐。如有人口变动，需向官府申报，不然被认定为“黑户”。具体规定：“凡置十家牌，须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俱要逐一查审的实。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县以备查收。及遇勾摄及差调等项，按册处分，更无躲闪脱漏，一县之事如指诸掌。”

　　王阳明坚持治民的根本方法在于教化：“徒事刑趋势破，是谓以火救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因此，他在平“乱”的同时建立了保甲制度，并领导订立了“乡约”，欲从实践上以行政措施来推行教化。王阳明在组织保甲制度的同时，还创立了乡约组织，设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约赞等。乡约组织的活动宗旨为：“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王守仁极力推行的“乡约”制度，即在一个乡约中通过“一长三薄一会”强化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一长，即推选“年高有德为众所敬者为约长”。三薄，即设立一薄记“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另设立“彰善”薄，以表彰好人好事；设立“纠过”薄，以批评坏人坏事。一会，即定期举行由全乡人参加的“全约大会”，在会场设“告谕牌”和“香案”，又“设彰善位于堂上”，“设纠恶位于阶下”，以表彰好人好事，劝善戒恶，息讼罢争，借此使为善者继续为善，为恶者改邪归正，以达到“正风俗”的目的。王阳明多次发布《告谕》，要求“每家给与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并让各地广泛宣传《告谕》。《告谕》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节俭办丧事，不得用鼓乐、办佛事；第二，有病不求巫；第三，婚事从俭，不得大宴宾客、酒食连朝；第四，“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朝廷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主张因地制宜和申明赏罚

　　第一，王阳明特别强调在立法时应考虑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差异性。他认为法律的制定“犹行陆者必用车马，渡海者必用舟航”，即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王阳明认为应当“因地势之便，从民心之欲”，即应考虑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能拘泥于辖区的界限，也不能用行政手段简单地硬性规定。针对苗疆等少数民族叛乱不断的现象，王阳明主张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思、田地方，原系蛮夷瑶童之区，不可治以中土礼法，虽流官之设，尚县不可，又况常设重臣驻扎其地。”因此，他主张立法应“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这一主张集中表现了王阳明因地制宜的立法思想。

　　第二，王阳明非常重视赏罚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赏罚，国之大典。”他认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赏罚，“夫刑赏之用当，而后善有所劝，恶有所惩，劝惩之道明，而后政得其安”。赏刑的目的是使“善者益知有所劝，则助恶者日衰；恶者益知有所惩，则向善者益多”。在德与刑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并未着重论述谁主谁辅或谁先谁后，而是着重论述了它们各自的作用。他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古之善治者，未尝不以风俗为首务”。

　　第三，王阳明主张执法的合理性。对于执法，他认为由于“地理遥远，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应灵活掌握“词讼差遥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就事，从宜区处。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他主张在司法活动中应“情法交申”，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他认为对属于同一罪名的不同犯罪行为，“就其情罪轻重而言，尚亦不能无等”。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是明朝中期最为腐败的正德时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动荡，贤良受害。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云聚，风气大开，“心学”思想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正如梁启超先生对王阳明的评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