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谭彦是1988年5月结的婚。当时，大连经济开发区刚刚创建，条件艰苦，我们的婚房是用车库改成的简易房。我们家，冬天屋里比外面冷，夏天屋里比外面热，可谭彦从来不在乎，他总是说，上大学，是国家培养的，现在又有这么好的工作，苦点累点算什么？

　　1985年，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领导到吉林大学挑选毕业生，谭彦就是这样进的法院。他来大连没多久，经济开发区法院筹备成立。那时的开发区，一片荒山，没有人愿意来。谭彦是主动报名过来的。刚来时，没有宿舍，他就寄住在金州区人民法院的宿舍里。每天上下班十几里的路程，没有公交、没有自行车，全凭他的一双腿，一步步丈量出来。

　　病而不倒

　　苦！现在回想起来，确实艰苦。可那时并不觉得，感觉只要和他在一起，就是幸福，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婚后没多久，我怀孕了。白天，他一个人要做五六名法官的书记员，笔录、订卷、送达……晚上回家，还要照顾我，洗衣、做饭、烧炕……本就瘦弱的他，在我临产的时候，终于顶不住了。

　　1989年3月2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也就是在这一天，谭彦病倒了。住院之前，他已经连续高烧20多天。可他一直坚持上班，直到烧得一点力气没有，直到晕倒，才被同事送进医院。

　　医生给他拍了片子，诊断结果是“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那一年，他才29岁！

　　“他的情况全休住院治疗，最多只能活5年！”我到今天都记得医生当时的话。

　　我每天都在祈求，谭彦能多活几年，至少能让儿子记住爸爸的模样。可我怎么也没想到，高烧刚退，他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出院上班了。

　　出院了，但病并没有好。白天去医院打吊瓶，他怕影响工作，晚上医院路远又不方便，他就让我在他身上练习扎针，学着给他打吊瓶。一年365天，不打针的日子数得过来。他的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后来连下针的地方都没有了。

　　为了治病，他吃的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整宿地咳嗽，无法入眠。反倒是哪天他不咳嗽了，却把我的魂都吓了出来，生怕他“过去了”。1米76的个子，被病痛折磨得只剩下80斤。可就在他身体最差、最艰难的时候，他的办案数也比全院人均办案数多出近40%，所办的案子无超审限、无发回重审，结案数、调解率均为全院第一。

　　嫁给他后悔？怎么会呢。虽然瘦弱，但他是个男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从心里敬重他。为自己敬重的人、所爱的人，付出什么都是值得的，不是吗？

　　16个年头，我和他一起和病魔抗争了16年，这期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这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也不是常人能够想象和理解的。人不处于绝境真的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坚强。

　　1994年，他父亲因脑出血去世。当时他正住院治疗，怕他受不了打击，我和院里的同事一起瞒着他，骗他说父亲被派到外地出长差了。

　　谭彦出院后还联系不上父亲，就给二叔打了电话。二叔的同事接到电话说漏了嘴，告诉谭彦，二叔去给他父亲烧百日纸了。

　　放下电话，谭彦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我在对面的办公室看到，赶紧跑过来。他趴在那里，全身颤抖，却强忍着不哭出声。

　　院长劝他：“大家怕你身体不好受不了才瞒着你……你回家休息吧，今天下午就别开庭了。”

　　中午同事帮他打的饭他也没吃。就一直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眼泪不住地掉下来。我坐在他旁边，心被紧紧地揪着，想安慰安慰他，喉咙里却像噎了块大石头，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一刻，我觉得时间都凝固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抬头看了看挂钟，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戴上帽子，一步一晃地走出了办公室。

　　他走到法庭门口，停住了，正了正帽子，理理衣服，然后挺直胸膛，走进了法庭。

　　我不放心，跟了进去，坐在旁听席上。真担心他会顶不住，可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审判席上，有条不紊地开着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看着他，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这时，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怕我影响他开庭，只好流着泪走出法庭。

　　秉公执法

　　“秉公执法无私奉献”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都难，但是，他做到了，这也是他让我最敬重的地方。

　　谭彦办案，不唯亲、不唯上、只唯法。我爸的一位老同事的亲属犯了案，他来找我爸，想让我爸出面跟谭彦求求情。我爸太了解谭彦了，不想让他为难。可这位老同事一次次地找，实在推不掉了，就跟谭彦说了。

　　谭彦回家后跟我说：“亲是亲、法是法，咱们可得分清楚呀！”后来这个被告人依法被判了刑。

　　为了案子，不少人来我家送礼，也有送到我爸妈那儿的，他都一律拒绝了。他常说：“如果收下了人家的东西，我就对不起我这身法官服！”

　　我记得，有一个案子，被告人的代理律师是大连很知名的律师。那天，她来到谭彦办公室，言语中透露出她老公是市里一位领导，亲戚是某局的局长，想以此施加压力。她不了解谭彦的脾气，谭彦当时就很不客气地把她顶了回去，“不管什么领导，案子在我手里，就得依法审理！”

　　“作为法官，清廉如水是立身之本，秉公执法是生命之魂，枉法裁判是天大的耻辱。”就在谭彦走的前三天，他在病床上，用已经拿不稳笔的手，写下了这一行字。

　　一心为民

　　谭彦身体那么差，可即使自己再辛苦，他也不会放弃一次可能的调解机会，不会放过一个查明真相的细节。开发区人住得散，取证难，他经常下班后或者上班前去堵当事人。喘得太厉害，走不动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接着走。

　　听他说起过一个案子，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一名民工和包工头发生纠纷，包工头纠集一帮人殴打民工，民工夺过棍棒，把包工头打成重伤。包工头的妻子起诉，索要80多万元。

　　谭彦带着病一趟趟地去两家做工作，看他太辛苦，我心疼他。他说：“太穷了，被告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看他们桌上，吃的都是果树上掉落的烂苹果。老人现在靠借钱生活。简单判了，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我多跑几趟，把案子调了，对当事人双方都好。”

　　后来，原告的妻子看谭彦病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也忍不住掉泪说：“谭法官，你说得对，事情是由我丈夫引起的，我们有错在先，要求确实高了，你身体这么不好，还让你为我们操心，我们过意不去。”这个案子最终调解了，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1万元。

　　谭彦不仅是秉公执法，他还真心为当事人着想，为老百姓着想，所以，知道他生病后，好多人关心他，不仅是法院的领导、同事，当事人、律师，甚至他审理的还在狱中的犯人都为他提供各种治疗信息和偏方。

　　这些年，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