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8年，我已90岁高龄，回忆起来，我一生没有离开一个“法”字。

　　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司法改革是在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当时上海市区的法院尚未成立，市法院成立几个分庭，分庭代表市法院审理案件。分庭按区分组，我分配在普陀区组办理民事案件。半年后区法院成立，各区组同志都调到法院工作，我调到市法院司法行政处搞宣传工作。

　　当时，中央政法五机关分开办公正缺干部，最高人民法院来上海选干部，看我是东吴大学毕业，又在基层工作了两年，于是把我选上了。

　　这样，我就从上海市人民法院调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经领导研究，分配我到刑事审判庭工作。在大区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撤销前，刑庭只1个审判组，1个大办公室。1955年，大区最高人民法院分院撤销，来了很多干部，这样刑庭扩大了，成立了3个审判组。

　　当时，死刑复核案全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案件也增加了，审判人员加班是常事。那时，根本没有加班费，都是主动加班，这些同志从部队、从延安、从老区带来的对工作负责的精神，使我们年轻人深受教育。

　　（二）

　　1959年，我离开最高人民法院到中央工商局工作（后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从事调研工作，参与起草商标管理条例，后参加起草商标法、企业登记条例、市场管理条例及违反法规的行政处理意见等工作。经常听老经济学家的报告，并在工农商业方面做调查，相当于进了经济方面的研究院，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979年，我已50多岁了，最高人民法院把我调回来工作。领导告诉我，“不要再回到刑庭了，你在经济部门工作多年，现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你参加法院筹建经济审判庭工作。”我听了十分高兴，就到法院搞经济审判了。

　　领导让我当审判组组长。当时案件管的面宽，有合同、知识产权、农业承包、行政、环保，还有破产、侵权、票据等纠纷，我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同时，还给研究生讲课，那时真忙，但我很高兴，学法、执法、写法、讲法是我的责任。1994年，我66岁才从审判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接着当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员，办涉外经济纠纷仲裁案件，也边学边干，重新复习国际法，国际条例，一直到76岁。同时讲课，审批毕业论文，做答辩委员到80岁。

　　（三）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把法治工作提到了依法治国的高度，这使我极度兴奋。过去，党中央全会重点在工农业生产经济方面，党的十八大会议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作为重点提出来。党领导立法，各级政府要依法执政，具体到法院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近几年，法院在党的领导下司法改革跨出了第一步，特别在调整机构、任务、便民、公正方面改进了不少。解决了过去立案难问题，加强案件执行、处理群众上访、加强死刑复核案件的审批等方面，按照中央要求改进不少，得到了人民的赞誉。

　　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三万多字报告，在大会上讲了三个半小时，我不完全记录，提了30多次法治。

　　为适应目前我国新时代要求，我国宪法进行部分修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法治国，人人都要遵守宪法。这样更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设。

　　党的十九大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院的改革要更深入一步，主要是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公平公正依法审理案件。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员、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