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区长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县委宣传部。那年，他才二十二岁。

　　迈进机关大门，周围一切既陌生又新鲜，尤其是看见领导坐在椅子上，悠闲地点一根香烟，然后泡杯茶，有条不紊地翻开一叠文件，好有气派。平常，同事时不时地递过来一根香烟，他也不好拒绝，就这样，区长慢慢地抽上了香烟，渐渐地有了烟瘾，每天要抽两到三包。期间戒烟几次都没有成功。

　　区长因为文化水平高，能力强，最主要是文字工作相当突出，深得领导喜欢。三十四岁时就被提拔为副处级。四十三岁就升任区长，正厅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区长口袋里装有两种香烟，一种是高档香烟用来撑门面，给来客抽的；一种是五元一盒的香烟，那是留给自己抽的。

　　一天，一名下海经商的杨同学从广东回来，同学相见，区长非常高兴，赶紧沏茶上烟，而自己却拿出另外一盒烟抽起来。这时，杨同学面露不悦之色，区长看看自己手中香烟，再看看杨同学的表情，瞬间觉得尴尬之极。再三解释，杨同学还是感觉不快。此后，区长口袋里只有五元一盒的香烟。

　　说来奇怪，自从区长只抽五元的香烟时，办公室的处长、副处长、科长们都只抽这种香烟。怎么着抽烟档次不能超过区长，毕竟不能犯这种原则性错误。当然，背后也有人议论，说区长就是想讨个清正廉洁的好名声，有沽名钓誉之嫌。

　　区长嫁女，觉得老牌香烟味道确实不错，批了三十条五元一盒的香烟带回老家。乡亲特别热情，里里外外都有人帮忙，杂七杂八的事全有人操办着，不需要区长劳累。区长很感动，按乡下规矩给帮忙的人回礼，每人一盒香烟、一包糖，一根毛巾。接香烟时乡亲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区长。

　　回到城里，父亲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说区长看不起乡下人，忘了本。现在村里都抽十元一包的香烟了。上次杨同学回来说局长抽二十元一盒的香烟，给杨同学的是五元一盒的劣质烟，乡亲不相信区长会抽五元一盒的烟，说杨同学是造谣。这次虽一样抽五元一盒的香烟，那是给别人做样子的，哪有区长抽这样差的烟。”

　　为此，区长很是烦恼，不得不考虑戒烟的问题。戒烟是一种折磨，无烟的日子，感觉整个人精神都是萎靡的，昏昏沉沉、无精打采，让人寝食不安，比起大学单相思那会难受多了。如果继续抽烟就不能再抽五元一包的，得至少抽二十元一包的，算下来，一个月得多开支九百元，家里花钱的地方多，难以接受。

　　为此，区长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区里最贫困山村的村支书来找区长，满身泥土，还合着汗臭味，怯懦地立在区长办公室，村支书此次前来主要是为村里小学教室维修的事情，总共三个教室，46个留守儿童，屋顶漏雨，窗户漏风的。这些学生要都在镇里上学，路途太远，还不安全。区长听到这些情况后，也很吃惊，一口应承下来。

　　村支书一听，颤抖的手伸进帆布包里拿出两条区长爱抽的五元一盒的老牌香烟，自己则抽自己种的旱烟。村支书还将上次区长回乡办酒席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区长是好官，节俭廉洁。相信自己不会走眼，区长不会抽那么高档的香烟。

　　送别村支书后，区长的脸僵硬着。打开抽屉。将一条“中华”揉碎丢进垃圾筒走了。

　　不多日，村里收到两张未署名的汇款单，一张是3万元，一张是5880元。此后，每年开春村小学都会收到5880元汇款单。

　　区长依然公务繁忙，不过，现在他的嘴里时常嚼着口香糖。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