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查”斗“老赖”
——天津二中院破解“执行难”工作纪实
——天津二中院破解“执行难”工作纪实
2016-09-27 07:43:37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一版 | 作者:许聪 李金文
图为天津二中院执行法官在天津市车管所查询当事人车辆情况。李金文 摄
9月7日上午,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记者跟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两名执行法官见证股权查封执行案。
“今天到这里要查封9个公司的股权。”未进门前,执行法官陈寅向记者介绍道。
不巧的是,该局相关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
“你把文书拿来,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办。”在陈寅向工作人员说明还有好几起案子要办后,该局工作人员答应试一试。
填写好相关内容后,陈寅将法律文书交给了该工作人员。
输入法律文书上的资料,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相关公司信息,鼠标轻点,一家公司股权就被查封了。
“这家公司信息查不到啊。”工作人员拿着其中一份执行裁定书对陈寅说道。
“不应该啊。” 陈寅回答。
又是一番查询和比对。
“哦,这家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可能已经吊销了。”工作人员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股权查封顺利完成了。
“有3家工商营业执照都吊销了,但好歹有6家查封了。” 陈寅说。
这是陈寅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一幕。
全院合力破难题
陈寅查封的股权是天津二中院推出的“23查”的一项。
为确实做到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天津二中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四必查”扩展为“23查”。按照天津二中院规定,执行法官财产调查措施,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存款、车辆、房屋、工商等“四必查”外,还必须将被执行人的金融类财产、交通工具、房地产等情况调查清楚。
“当事人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申请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项目。”执行一庭庭长金喆介绍,“像股票、基金、商业保险、国债、纳税经营、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等都是调查项目。”
“23查”是天津二中院今年4月以来,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
谈起专项行动的意义,天津二中院院长王红卫用“维护公平正义”来回答。
这位今年3月刚上任的女院长非常干练。她告诉记者:“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就是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和处置这两个环节,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一定要穷尽一切办法进行查控,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要做好宣传引导,消除老百姓认为法院不作为的误解,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天津二中院决定举全院之力破解执行难。
为此,该院成立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未结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执行案款清理工作组、执行实施工作组等七个专项工作组,每个专项工作组都由一名院级领导担任小组组长。
“以往进行专项工作时,也会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但是一般就是分管的院领导牵头,这样容易造成单打一,力量单薄,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这次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每个院级领导都要参与到不同的工作小组中,威力一下就显现出来。”天津二中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李季红回忆道:“一些过去很难和执行扯上关系的部门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天津二中院执行局局长姚增途就尝到了全院合力的好处。
作为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副组长,他具体负责清查自建院以来所有执行案卷,理清未实际执结案件。
“根据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要求,要排查自1996年建院以来所有执行案件,摸清底数。我们从全院范围抽调8名人员,集中阅卷排查。由于这些案件承办法官半数已经退休甚至已经过世,核查任务更加繁重,而且时间就一个月。若不是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很难完成任务。”姚增途说。
监察室的杨兰强就“幸运”地被抽调到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帮助清查案卷。
“除了清查案卷,本职工作也不能落下。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每天至少得阅100卷卷宗。” 杨兰强说,“每天都是晚上8点后才能下班,节假日也不能休息。像现在热炒的996工作制,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二十年积案全部清
案卷摸底排查共排查出6558件未实际执结案件。
执行局法官顿时压力倍增。对此,天津二中院执行一庭副庭长索世宁感受很深。
“自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以来,从“五一”到现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索世宁说,“不仅仅是我没休息过,执行一庭法官都是如此。平时跑执行,节假日得抓紧看文书、跑现场、接待当事人。”
得益于天津二中院的积案清理活动,债权人赵宝杰一起长达8年的700万余元借款案于今年5月底最终被执结。
赵宝杰并不是唯一受益的当事人。今年以来,天津二中院已发放旧存及新收案件执行款358笔,发放金额总计7.58亿元,还有9600万余元已执行到位,将陆续发放给权利人。
为推动执行积案的清理工作,天津二中院出台《悬赏令适用办法(试行)》,并于今年5月发出了该院第一份执行悬赏令。
“承办法官筛选出可能操作的案件后,在征得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由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确定悬赏金额,院长批准后在网上发布。”该院执行一庭内勤吕守一介绍道。
“目前确定的悬赏金额是执行到位资金的5%或执行标的物评估价的3%,并不超过50万元。”金喆说,“悬赏令主要就是想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破解执行难。”
对于天津二中院执行局综合处处长马操来说,如何对执行标的物进行变现处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前,我们主要是借助淘宝网进行司法网拍。由于其零佣金、操作便捷等特点,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马操说,“但淘宝网欠缺专业性,像废旧物资等专业化标的物,关注人寥寥无几,流拍率很高。”
为进一步拓宽拍卖渠道,该院经过调研最终选定了渤商网和渤海商品交易所两个网拍新平台。
资料显示,渤商网是天津地区唯一一家从事大宗物资和废旧物资网络竞拍交易平台的专业化电商平台,而渤海商品交易所是综合型P2C产业电商平台,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主。
“自从新平台上线后,拍卖成交率显著提升。前不久,天津二中院在渤商网上拍卖天津大港安裕路的一处厂房,公告期间关注人数达到6万多人次,最终以438万余元成交。”马操介绍,“目前,我们正在和天津市有关部门协商网拍贷款事宜。像房屋等标的物,虽然广受欢迎,但由于价格较高,竞买人很难有那么大的现金流,目前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洽谈了‘网拍贷’合作意向,正在等待与房管部门进一步协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有效破解执行难,天津二中院积极借力信息技术。目前,该院执行查控中心除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20多家银行外,又同10多家银行实现了“点对点”联网,法官在办公室内通过系统即可对银行账户进行查控
“现在和我们联网的部门还是太少,许多查控工作还得法官亲自上门去办理,无形之中降低了办案效率。” 金喆说。
一些问题尚需解
为缓解执行法官压力,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天津二中院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共同破解执行难。
主任律师李忠群和其同事刘颖,在今年5月25日有幸接到了天津二中院发出的天津市第一份律师调查令。
“当时,拿这份律师调查令到天津市河西区房管局时,该局工作人员因从未见过还拒绝接受,无论怎么释明,他们都不愿意配合。” 李忠群说。
“后来,天津市房管局法务处负责人到了河西区房管局,经过沟通后,该局最终才配合律师调查。”该院执行一庭执行法官李忠华说。
对此,索世宁认为要进一步加大调查令的推广力度,建立起行政机关接收调查令的制度。
“现在除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本市少数行政机关外,许多行政机关都不接收调查令。”索世宁说,“按照规定,律师手持调查令等同于法官到场调查。”
除了律师调查令,如何有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行为也成为一大难题。
今年1月21日,国家发改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44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提出55项惩戒措施,从更大范围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金喆告诉记者,自2016年4月以来,该院在发布2627人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同时,先后对628名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目前已有7个案件的被执行人因迫于失信惩戒压力,主动到天津二中院履行了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执行到位金额达1亿余元。
但限制高消费令的具体执行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以高消费的贵族学校为例,天津市教委就提出贵族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清退,失信被执行人子女的入学如何安置等问题。”索世宁说,“另外,许多部门系统和人民法院都没有互联互通,导致查无可查,限无可限。”
此外,僵尸企业如何处置也成为一大难题。
“按照民诉法规定,僵尸企业破产必须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才能进入破产程序。”该院民三庭副庭长狄建庆说,“此外,企业破产还牵扯到职工安置、信访维稳、破产清算费用等等,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记者跟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两名执行法官见证股权查封执行案。
“今天到这里要查封9个公司的股权。”未进门前,执行法官陈寅向记者介绍道。
不巧的是,该局相关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
“你把文书拿来,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办。”在陈寅向工作人员说明还有好几起案子要办后,该局工作人员答应试一试。
填写好相关内容后,陈寅将法律文书交给了该工作人员。
输入法律文书上的资料,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相关公司信息,鼠标轻点,一家公司股权就被查封了。
“这家公司信息查不到啊。”工作人员拿着其中一份执行裁定书对陈寅说道。
“不应该啊。” 陈寅回答。
又是一番查询和比对。
“哦,这家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可能已经吊销了。”工作人员说。
经过一个多小时,股权查封顺利完成了。
“有3家工商营业执照都吊销了,但好歹有6家查封了。” 陈寅说。
这是陈寅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一幕。
全院合力破难题
陈寅查封的股权是天津二中院推出的“23查”的一项。
为确实做到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天津二中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四必查”扩展为“23查”。按照天津二中院规定,执行法官财产调查措施,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存款、车辆、房屋、工商等“四必查”外,还必须将被执行人的金融类财产、交通工具、房地产等情况调查清楚。
“当事人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申请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项目。”执行一庭庭长金喆介绍,“像股票、基金、商业保险、国债、纳税经营、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等都是调查项目。”
“23查”是天津二中院今年4月以来,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
谈起专项行动的意义,天津二中院院长王红卫用“维护公平正义”来回答。
这位今年3月刚上任的女院长非常干练。她告诉记者:“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就是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和处置这两个环节,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一定要穷尽一切办法进行查控,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要做好宣传引导,消除老百姓认为法院不作为的误解,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天津二中院决定举全院之力破解执行难。
为此,该院成立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未结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执行案款清理工作组、执行实施工作组等七个专项工作组,每个专项工作组都由一名院级领导担任小组组长。
“以往进行专项工作时,也会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但是一般就是分管的院领导牵头,这样容易造成单打一,力量单薄,还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这次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每个院级领导都要参与到不同的工作小组中,威力一下就显现出来。”天津二中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李季红回忆道:“一些过去很难和执行扯上关系的部门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天津二中院执行局局长姚增途就尝到了全院合力的好处。
作为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副组长,他具体负责清查自建院以来所有执行案卷,理清未实际执结案件。
“根据基本解决执行难领导小组要求,要排查自1996年建院以来所有执行案件,摸清底数。我们从全院范围抽调8名人员,集中阅卷排查。由于这些案件承办法官半数已经退休甚至已经过世,核查任务更加繁重,而且时间就一个月。若不是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很难完成任务。”姚增途说。
监察室的杨兰强就“幸运”地被抽调到案件摸底排查工作组帮助清查案卷。
“除了清查案卷,本职工作也不能落下。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每天至少得阅100卷卷宗。” 杨兰强说,“每天都是晚上8点后才能下班,节假日也不能休息。像现在热炒的996工作制,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二十年积案全部清
案卷摸底排查共排查出6558件未实际执结案件。
执行局法官顿时压力倍增。对此,天津二中院执行一庭副庭长索世宁感受很深。
“自开展破解执行难专项行动以来,从“五一”到现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索世宁说,“不仅仅是我没休息过,执行一庭法官都是如此。平时跑执行,节假日得抓紧看文书、跑现场、接待当事人。”
得益于天津二中院的积案清理活动,债权人赵宝杰一起长达8年的700万余元借款案于今年5月底最终被执结。
赵宝杰并不是唯一受益的当事人。今年以来,天津二中院已发放旧存及新收案件执行款358笔,发放金额总计7.58亿元,还有9600万余元已执行到位,将陆续发放给权利人。
为推动执行积案的清理工作,天津二中院出台《悬赏令适用办法(试行)》,并于今年5月发出了该院第一份执行悬赏令。
“承办法官筛选出可能操作的案件后,在征得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由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并确定悬赏金额,院长批准后在网上发布。”该院执行一庭内勤吕守一介绍道。
“目前确定的悬赏金额是执行到位资金的5%或执行标的物评估价的3%,并不超过50万元。”金喆说,“悬赏令主要就是想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破解执行难。”
对于天津二中院执行局综合处处长马操来说,如何对执行标的物进行变现处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前,我们主要是借助淘宝网进行司法网拍。由于其零佣金、操作便捷等特点,得到了社会上的认可。”马操说,“但淘宝网欠缺专业性,像废旧物资等专业化标的物,关注人寥寥无几,流拍率很高。”
为进一步拓宽拍卖渠道,该院经过调研最终选定了渤商网和渤海商品交易所两个网拍新平台。
资料显示,渤商网是天津地区唯一一家从事大宗物资和废旧物资网络竞拍交易平台的专业化电商平台,而渤海商品交易所是综合型P2C产业电商平台,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主。
“自从新平台上线后,拍卖成交率显著提升。前不久,天津二中院在渤商网上拍卖天津大港安裕路的一处厂房,公告期间关注人数达到6万多人次,最终以438万余元成交。”马操介绍,“目前,我们正在和天津市有关部门协商网拍贷款事宜。像房屋等标的物,虽然广受欢迎,但由于价格较高,竞买人很难有那么大的现金流,目前已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洽谈了‘网拍贷’合作意向,正在等待与房管部门进一步协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有效破解执行难,天津二中院积极借力信息技术。目前,该院执行查控中心除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查控系统的20多家银行外,又同10多家银行实现了“点对点”联网,法官在办公室内通过系统即可对银行账户进行查控
“现在和我们联网的部门还是太少,许多查控工作还得法官亲自上门去办理,无形之中降低了办案效率。” 金喆说。
一些问题尚需解
为缓解执行法官压力,在执行案件过程中,天津二中院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共同破解执行难。
主任律师李忠群和其同事刘颖,在今年5月25日有幸接到了天津二中院发出的天津市第一份律师调查令。
“当时,拿这份律师调查令到天津市河西区房管局时,该局工作人员因从未见过还拒绝接受,无论怎么释明,他们都不愿意配合。” 李忠群说。
“后来,天津市房管局法务处负责人到了河西区房管局,经过沟通后,该局最终才配合律师调查。”该院执行一庭执行法官李忠华说。
对此,索世宁认为要进一步加大调查令的推广力度,建立起行政机关接收调查令的制度。
“现在除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本市少数行政机关外,许多行政机关都不接收调查令。”索世宁说,“按照规定,律师手持调查令等同于法官到场调查。”
除了律师调查令,如何有效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行为也成为一大难题。
今年1月21日,国家发改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等44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通报《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提出55项惩戒措施,从更大范围惩戒失信被执行人。
金喆告诉记者,自2016年4月以来,该院在发布2627人次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同时,先后对628名被执行人发出限制高消费令。目前已有7个案件的被执行人因迫于失信惩戒压力,主动到天津二中院履行了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执行到位金额达1亿余元。
但限制高消费令的具体执行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以高消费的贵族学校为例,天津市教委就提出贵族学校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清退,失信被执行人子女的入学如何安置等问题。”索世宁说,“另外,许多部门系统和人民法院都没有互联互通,导致查无可查,限无可限。”
此外,僵尸企业如何处置也成为一大难题。
“按照民诉法规定,僵尸企业破产必须征得申请执行人同意才能进入破产程序。”该院民三庭副庭长狄建庆说,“此外,企业破产还牵扯到职工安置、信访维稳、破产清算费用等等,必须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责任编辑:周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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