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3日表决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在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就试点工作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从宽”的幅度如何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沈亮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认罪认罚从宽跟刑法第67条所规定的自首从轻一样，是指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律从轻。刑法所规定的自首，并没有限定某一类案件适用，某一类案件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一样，没有特定的案件范围限制。

　　沈亮说，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被告人量刑主要是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来考虑，认罪认罚案件也要遵循刑法量刑的基本原则。认罪认罚案件也必须确保宽严有据、罚当其罪，避免片面地从严和一味地从宽。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其坦白认罪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也必须依法严惩。

　　如何避免“权钱交易”？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说，要防止这类问题，第一，要坚持证明标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仍须按照法定证明标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全面审查案件，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事实证据关和程序关。第二，要规范诉讼程序。必须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同时还必须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第三，要加强监督制约。公检法三机关要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办案质量。第四，要强化责任追究。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权钱交易、放纵犯罪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情形，如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会不会出现犯罪嫌疑人被迫认罪认罚？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办理认罪认罚的案件必须确保当事人认罪认罚是自愿的。对侦查过程中是否自愿认罪，取证过程是否合法，有没有刑讯逼供这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作为重点的审查内容。同样，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法院在法庭上仍然是要向被告人告知诉讼权利，明确其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同时重点审查其认罪的自愿性和认罪过程的合法性。如果在侦查过程中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造成认罪的，一是要纠正违法行为，同时认罪的供述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使用。

　　万春补充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进行认罪认罚。之前认罪认罚事后又反悔的，也是其享有的权利。如果反悔以后，在确实明确了自己到底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明确了认罪认罚的后果以后，又重新做了认罪认罚供述，还继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果反悔以后不再认罪认罚，就进入普通程序处理。同样，在认罪认罚案件判决后，犯罪嫌疑人认为受到了错误的引导，或者基于错误认识认罪认罚的，也可以提出上诉。

　　是否会出现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同案不同判”？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认罪认罚从宽不是无边的从宽，前提是必须适用刑法对于各个具体罪名的规定，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从宽，所以不会有严重突破法律的情况发生。我们还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将来要进一步完善量刑指南，使得在适用从宽幅度上有更加明确、具体的依据。

　　沈亮补充说，对类似案件，非试点地方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酌情考虑认罪认罚从宽。

　　应如何看待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撤销案件”？

　　万春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借鉴了国外司法实践的经验，主要适用于犯罪嫌疑人有特别重大立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外交、国家安全、反恐等重大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对于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这类特殊案件，检察机关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检察机关也可以经过最高检的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的数罪中一项或者多项提起公诉，但必须依法追缴违法所得。

　　如何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沈亮在回答这一相关问题时表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试点方案强调刑事被害人的有效参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将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要敦促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保障被害人尽早获得损害赔偿和心理安抚，有效地减轻诉累，及时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