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汪师所惠，得《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先生亲授签名新作——《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一本，甫一尝读，便断难释卷，周末有暇，两天三夜，一气通读，方感淋漓畅快，读后，有所思，有所悟，余是以记之。

　　四川：文化之外，文化之中

　　四川，向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谈及中国文化，我们立时想到的，是孕育华夏文明的中原，是生养汉唐辉煌的秦川，是北地苍茫，是江南烟雨。

　　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我们，从地理上说，属于蛮。

　　如山人长居的武陵，旧时便被称为“五溪蛮”（ 《南史•夷貊传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

　　忠勇尚武、刚烈耿直，大抵是人们对蜀人的评价。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是人们对蜀地的一贯印象。

　　也许，除了源流，还因为蜀道之难，在滋养了天府的安逸同时，也阻隔了外来先进文化的交融发展。

　　总之，提及四川，难免有游离于文化中心之外的感觉。

　　然而偏偏又是这文化之外的四川，为中国文化贡献尤多。

　　汉赋名家司马相如、扬雄，蜀郡成都人。

　　盛唐文学“双子星座”——李白、杜甫，一个顺江出川，仗剑去国，在世间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潇洒背影；一个避乱入川，忧远思国，为世人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沉郁慨叹。

　　唐宋八大家，生于绵州（今绵阳）的六一居士欧阳修，来自眉山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八席当中，领有其四。

　　更别提那些来往文人过客，或任职，或贬谪，或云游，或避难，为我们留下了巴山夜雨、锦城走马的文化四川。

　　以此观之，文化之外的四川，又恰在文化之中。

　　矛盾乎？

　　其实不然。

　　偏居西南的地理格局，注定了四川在历史上无法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或文中提及蜀地才子，多半也是出川为龙，进而成就大名。但蜀道难、川江险的自然屏障，以及天府之国人力物力之丰，往往又为乱世中处大厦将倾的王朝正统，提供了延喘中兴的希望，如安史之唐，靖康之宋，莫不如此，而紧随其后的，便是衣冠南渡，对于文人，四川，同样为他们，准备了一张宁静的书桌。

　　抗战：民族的战争，文化的抗争

　　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抗战，是每个中国人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

　　抗战，是国家存亡之战，是民族存亡之战，自然，也是文化存亡之战。

　　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日本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石原莞尔便曾不止一次提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等文化谬论，当然，他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日本通俗小说家白柳秀湖。详述诸君可参见“冰冷雨天”俞天任先生的《军国幕僚》（又名《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一书，在此提出，徒增笑尔。

　　然而，看看当时先已亡国的朝鲜和沦陷的中国台湾、东北地区，便知“亡文化”远非一句笑谈那么轻松。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面对民族存亡，每个中国人被迫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而在1937年，七月的庐山，参与共商国是的，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随着抗战军兴，大学纷纷西迁，教授、学生在战火中离散、聚拢，一场旨在保护和抢救中国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的文化大迁徙就此展开。

　　在此全文摘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当为那一段悲壮历史的真实写照。

　　《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阀。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那时：那时先生　那时大学

　　又一次，四川为中国的文化精英和读书种子们，提供了一张平静的书桌。

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医学院等20多所院校迁往重庆沙坪坝；复旦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迁往北碚夏坝；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迁往成都华西坝；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迁往江津白沙坝； “文化四坝”因此得名。

　　此外，还有迁往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迁往璧山的国立交通大学，迁往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中研院、营造学社…...

　　四川之于抗战，贡献不止于此。

　　伴随着学人入川的，是川军的出川抗日。

　　抗战期间，出川抗日川军达350多万，占全国同期军队总数五分之一，故有“无川不成军”一说，其中，阵亡者64万多。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余每念及此，总会想起四川农民王者成，赠给出川抗日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死”字旗，书曰：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热泪盈眶中，仿佛看到，身着长衫、满面倦容，丢弃了车子、房子，却携着书卷的先生，与布衣草鞋、扛着汉阳造的川军战士，在漫漫蜀道相遇，复又擦肩而过，共同昭示着：

　　中国不会亡！文化不会灭！

　　抗战中，那些烽火岁月里弦歌不缀的学人，和那些拿着枪、冲向战场的战士一样，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魂！

　　感谢，感谢不少的当事者与后来人，为我们或多或少，记录下了这样一段历史，记录下了那时的先生，那时的大学。

　　如齐邦媛先生《巨流河》中的南开、武大；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中的齐鲁、燕京；自然，还有岳南先生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曾问自己，自幼读史，所求为何？可告诸君的是，书中既无颜如玉，更无黄金屋，但读史可明智，告诉我们从哪儿来，将往何处去，让我们记得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血脉，并把这种记忆传承下去，告诉自己，也告诉自己的孩子，身为炎黄子孙，虽匹夫亦可振臂，高呼：

　　中国，有我！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