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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索法官”的约定:跑一趟山路报一次平安
2016-06-23 15:20:21 | 来源:法制日报 | 作者:刘子阳
在重庆市奉节县第三人民法庭,有着一群不一样的法官,他们在田间地头办案,出行有时要靠溜索越过湍急的河流,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溜索法官”。
驻守在第三人民法庭的干警均是“80后”、“90后”,庭长程政清、法官舒涛、李明航、书记员王威、法警严辉,5个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近日,记者来到重庆奉节的大山深处,听他们讲述了各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
法庭不成文的约定
“跑一趟山路,报一次平安”,这是三法庭干警与家人不成文的约定。
重庆市奉节县属于典型的大库区、大山区和大农村,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8.3%。山路弯急坡陡,从法庭到辖区最远的云雾乡虽然只有50多公里路,但开车一个来回得花4个多小时。
“很多乡村公路没有护栏,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山上还经常起大雾。冬天遇到下雪,道路结冰就更加危险。”李明航说。
一次冬天下乡办案中,李明航和王威到长安乡去巡回审理一起离婚纠纷。庭审结束已是晚上7点多。室外气温下降到零下5度,道路开始结冰,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10米,为了看清前面的道路,李明航和王威只有左右伸出脑袋,大声喊话来指挥,尽管如此,仍然出现警车几次差点侧翻到山沟里的险情,一段不足10公里的公路,竟行驶了1个多小时,李明航和王威手心都捏了一把汗。回到法庭已是晚上11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法庭有专业的司机,但遇上恶劣天气程政清还是会主动要求开车。他说开车能缓解头晕,但我们都清楚方向盘握在他手上,大家才放心。”舒涛说。
法官为办案学土话
“在山里当法官和在学校想的不一样。挨了不少莫名其妙的骂。”陕西小伙李明航,个子比当地人高出一头,口音夹杂着陕西的味道。
刚来法院不久,李明航给一位离婚案件的被告向某打电话,提前向他了解案情,在表明法官身份后,对方张口就骂。李明航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向他解释法律程序,向某仍继续骂人。因为不会当地话,连争论的机会都很少。
“第二次打电话,通知向某开庭时间,向某又破口大骂起来。我气不打一处来,挂了电话后,把手机摔到桌上。” 李明航想到之前的遭遇,越想越气愤,把手机捡起来,将向某拉进了通话“黑名单”。
怒气渐消,李明航还是把向某从“黑名单”上给解除了,然后给对方发了一条信息,把开庭的地点、时间以及需要准备的事项一一告知了向某。几次电话接触,向某的态度有了转变,来到李明航办公室,为之前的莽撞赔礼道歉。
经过这次事件过后,李明航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当地土话:“只有学好当地话,才能更好和他们交流。现在别人说啥子已经麻(难)不到我了。”
爱起外号的书记员
因为走路时总是小跑,李明航有个外号叫“跑哥”,起绰号的是法庭书记员王威,他是法庭年纪最小的,一会儿给这个起外号,一会儿和那个开玩笑,人到哪里,笑声就跟着到了哪里。
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在电力公司工作,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他为何会来到这个穷乡僻壤。
“一开始被分到了这里,我也有点待不住。主要是这个团队的氛围太好了,大家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就像回到了大学。”提到大学,王威说自己的同学有的出了国,有的在大城市,就他来到了最基层。
初到法庭,作为庭内唯一的书记员、内勤与印章管理员,对业务还不熟悉的他每晚都加班,即使偶尔到街上逛逛,也是随同事去买生活用品。有时候工作累了,挺着酸疼的脖子抬起头,看到的只是天花板。几乎每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整整一个月都呆在法庭没回过家。
在逐渐熟悉立案、整卷、结案、报表、法庭记录等繁琐的工作后,王威进入了角色,尤其是年轻人之间零距离的沟通交流,也让他迅速融入了法庭这个集体,对于法庭的工作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有一天晚上加班后,他出门抬头看了看天,发现黑黑的天空中繁星点点,璀璨的星空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原来法庭的夜空这么美。”对于城里长大的他来说,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体验,他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个地方。
庭长的“三个家”
程政清是庭里最年长的人,今年33岁,结了婚,有个一岁多的女儿。
程政清已经在兴隆镇工作了10年,兴隆镇是他名副其实的家。此外,他还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奉节县城的家,住着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位于万州区的老家,住着他的父母和孩子。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第一个家里,却很少回另外两个家。而且为了防止突发情况,庭里还要安排周末值班。五个人两人一班,基本上每两周就要轮一次,程政清半个月才能回家一回。由于他的妻子是医生,有时候一天要上24小时的班,所以回家还不一定能见上妻子。
“和孩子见面的机会少,我们都没时间带,就放到了父母那,现在孩子一岁多,刚学会走路,刚会喊爸爸妈妈,没事的时候就想她,但是没有办法。其实最愧对的还是父母,为了减轻经济压力,父亲还在外面打零工,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还要帮着带小孩。”每每说起家人,程政清除了内疚就是沉默。
法官舒涛也有着类似的无奈,他的妻子已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由于在银行工作,工作也比较繁忙,而法庭的工作更不轻松,也是半月才能回一次家,对妻子的关心和担心更多地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电话来表达,反是妻子对自己的支持让他感受到更多的愧疚,虽然早在妻子怀孕之初就写好了调动工作岗位的申请,但在他的抽屉里一放就是近半年,迟迟未交出,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他却是傻傻的一笑,回答道等等再交,谁也不知道会等多久,因为大家都明白,彼此都不愿离开。
这群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经历的青年人汇聚到了一起,选择了第三人民法庭这个地处偏远、条件相对艰苦的山区小法庭扎根。多少次他们也曾苦闷彷徨,跟同龄人一样向往大山外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优越的发展环境;也曾暗暗自责,远离家人无暇照顾,面对女友不能承诺;也曾有机会离开,选择更轻松、更亮丽的人生道路;然而,最终他们选择了留下,在高山法庭这片沃土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基层法治建设的最前沿磨砺成长、百炼成钢。
驻守在第三人民法庭的干警均是“80后”、“90后”,庭长程政清、法官舒涛、李明航、书记员王威、法警严辉,5个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近日,记者来到重庆奉节的大山深处,听他们讲述了各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
法庭不成文的约定
“跑一趟山路,报一次平安”,这是三法庭干警与家人不成文的约定。
重庆市奉节县属于典型的大库区、大山区和大农村,境内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8.3%。山路弯急坡陡,从法庭到辖区最远的云雾乡虽然只有50多公里路,但开车一个来回得花4个多小时。
“很多乡村公路没有护栏,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山上还经常起大雾。冬天遇到下雪,道路结冰就更加危险。”李明航说。
一次冬天下乡办案中,李明航和王威到长安乡去巡回审理一起离婚纠纷。庭审结束已是晚上7点多。室外气温下降到零下5度,道路开始结冰,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10米,为了看清前面的道路,李明航和王威只有左右伸出脑袋,大声喊话来指挥,尽管如此,仍然出现警车几次差点侧翻到山沟里的险情,一段不足10公里的公路,竟行驶了1个多小时,李明航和王威手心都捏了一把汗。回到法庭已是晚上11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法庭有专业的司机,但遇上恶劣天气程政清还是会主动要求开车。他说开车能缓解头晕,但我们都清楚方向盘握在他手上,大家才放心。”舒涛说。
法官为办案学土话
“在山里当法官和在学校想的不一样。挨了不少莫名其妙的骂。”陕西小伙李明航,个子比当地人高出一头,口音夹杂着陕西的味道。
刚来法院不久,李明航给一位离婚案件的被告向某打电话,提前向他了解案情,在表明法官身份后,对方张口就骂。李明航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向他解释法律程序,向某仍继续骂人。因为不会当地话,连争论的机会都很少。
“第二次打电话,通知向某开庭时间,向某又破口大骂起来。我气不打一处来,挂了电话后,把手机摔到桌上。” 李明航想到之前的遭遇,越想越气愤,把手机捡起来,将向某拉进了通话“黑名单”。
怒气渐消,李明航还是把向某从“黑名单”上给解除了,然后给对方发了一条信息,把开庭的地点、时间以及需要准备的事项一一告知了向某。几次电话接触,向某的态度有了转变,来到李明航办公室,为之前的莽撞赔礼道歉。
经过这次事件过后,李明航花了半年时间学习当地土话:“只有学好当地话,才能更好和他们交流。现在别人说啥子已经麻(难)不到我了。”
爱起外号的书记员
因为走路时总是小跑,李明航有个外号叫“跑哥”,起绰号的是法庭书记员王威,他是法庭年纪最小的,一会儿给这个起外号,一会儿和那个开玩笑,人到哪里,笑声就跟着到了哪里。
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在电力公司工作,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一直不理解,他为何会来到这个穷乡僻壤。
“一开始被分到了这里,我也有点待不住。主要是这个团队的氛围太好了,大家在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就像回到了大学。”提到大学,王威说自己的同学有的出了国,有的在大城市,就他来到了最基层。
初到法庭,作为庭内唯一的书记员、内勤与印章管理员,对业务还不熟悉的他每晚都加班,即使偶尔到街上逛逛,也是随同事去买生活用品。有时候工作累了,挺着酸疼的脖子抬起头,看到的只是天花板。几乎每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整整一个月都呆在法庭没回过家。
在逐渐熟悉立案、整卷、结案、报表、法庭记录等繁琐的工作后,王威进入了角色,尤其是年轻人之间零距离的沟通交流,也让他迅速融入了法庭这个集体,对于法庭的工作也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有一天晚上加班后,他出门抬头看了看天,发现黑黑的天空中繁星点点,璀璨的星空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原来法庭的夜空这么美。”对于城里长大的他来说,这些都是很奇妙的体验,他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个地方。
庭长的“三个家”
程政清是庭里最年长的人,今年33岁,结了婚,有个一岁多的女儿。
程政清已经在兴隆镇工作了10年,兴隆镇是他名副其实的家。此外,他还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奉节县城的家,住着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位于万州区的老家,住着他的父母和孩子。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第一个家里,却很少回另外两个家。而且为了防止突发情况,庭里还要安排周末值班。五个人两人一班,基本上每两周就要轮一次,程政清半个月才能回家一回。由于他的妻子是医生,有时候一天要上24小时的班,所以回家还不一定能见上妻子。
“和孩子见面的机会少,我们都没时间带,就放到了父母那,现在孩子一岁多,刚学会走路,刚会喊爸爸妈妈,没事的时候就想她,但是没有办法。其实最愧对的还是父母,为了减轻经济压力,父亲还在外面打零工,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还要帮着带小孩。”每每说起家人,程政清除了内疚就是沉默。
法官舒涛也有着类似的无奈,他的妻子已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由于在银行工作,工作也比较繁忙,而法庭的工作更不轻松,也是半月才能回一次家,对妻子的关心和担心更多地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电话来表达,反是妻子对自己的支持让他感受到更多的愧疚,虽然早在妻子怀孕之初就写好了调动工作岗位的申请,但在他的抽屉里一放就是近半年,迟迟未交出,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他却是傻傻的一笑,回答道等等再交,谁也不知道会等多久,因为大家都明白,彼此都不愿离开。
这群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经历的青年人汇聚到了一起,选择了第三人民法庭这个地处偏远、条件相对艰苦的山区小法庭扎根。多少次他们也曾苦闷彷徨,跟同龄人一样向往大山外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优越的发展环境;也曾暗暗自责,远离家人无暇照顾,面对女友不能承诺;也曾有机会离开,选择更轻松、更亮丽的人生道路;然而,最终他们选择了留下,在高山法庭这片沃土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基层法治建设的最前沿磨砺成长、百炼成钢。
责任编辑: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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