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十五年》与黄仁宇，这两个词一直被所谓的正史和正统史观中。但是撇开一切无谓的观点和论调，我觉得这本书有它的精神和独到之处，值得一读。

　　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用人物传记的方法来叙述历史的真实，用调侃的笔调阐述深奥的统治和为官之道。成功的选取几个重要的人物，通过透彻的分析人物背景和身份，揭示一个王朝平淡背后的种种阴谋和腐坏的本质。

　　万历十五年，是明朝所有的一切荣耀逐渐代入坟墓的转折点。万历帝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怠政的，在这之前他有过四年的勤政时间，他清算了张居正，但发现自己并未得到皇帝的自由，甚至想要立宠爱的皇三子为太子也屡遭批评，于是他选择怠政，对全体文官进行报复。

　　正是因为这些表面是中庸之道，实则连皇帝生活都要干涉的文官，使得万历对政治失去信心，最后开始逃避。但他又无法逃离自己身为皇帝的宿命，终究选择漠视、屈服，最后将包袱全部扔给了手下的臣子臣孙。

　　然而，在这一年，王朝中的那些极为重要的人臣，都不约而同的于同一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大明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王朝的积弊，大学士张居正早有体察。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权高位重，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试图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整个官僚体制下文官们敏感神经。但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张居正也只能置己身名誉于度外，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各方的压力。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亲手将恩师张居正的政治生涯掐断，率先让他卸甲归田。

　　所谓“吴生落拓楚生狂”，首辅申时行，他是一个善于调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太平宰相，与专断独行，倡导经济改革的张居正南辕北辙，但两人又殊途同归，张居正病死后被政敌清算抄家，即被弹劾下野。

　　第三个离开万历皇帝的是海瑞，海瑞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但为什么他却处处被排挤？为什么皇帝要罢他的官？为什么，哲学家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大于一些贪官？海瑞是复古派，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撒野。而复古的海瑞自然也想不到，在大陆的彼端，一场空前的大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天赋人权的学说正含苞待放。

　　第四个被离开的是抗倭英雄，锐意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其在帝国疆土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们都于万历十五年去世，死时家贫如洗。

　　最后一个离开的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而他在看破了一切的腐朽和败坏之后，于万历十五年剃发为僧。

　　那些为万历皇帝背着历史包袱的人臣贤子们，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这个包袱，也就是所谓的大明帝国江山社稷，也就在万历和各种臣子的手中扔来扔去，最后慢慢的步入灭亡的墓冢之中。

　　万历十五年，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在一些所谓历史要回归正统的推崇者眼中，可能不算是史书，也不是什么述论文，并且还算不上是一篇严肃的著作，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本书精选人物，纵横史海，语言幽默而优美，灰诣而不庸俗，确实引人入胜。在其漫不经心的信马放缰之中折出史料精心的选择和高超的剪接，在其调侃搞笑的娓娓叙述之中透出作者内心心态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以至于让我这个读史集必困的人，几乎是逐句逐字地读完了此书。

　　无法否认的是，这本书是作者博览丛书细心思考而著，确是本可读好读耐读的书，是本让人有所启迪的书。

　　作者单位：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