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理论阐述，“以庭审为中心”是指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法官前期组织当事人、司法辅助人员以完成庭审的准备工作为要务，开庭审理时法官对案件的调查实现“诉讼证据认定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1】 ，裁判结果确立与宣告完成在法庭的民事诉讼原则。

　　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原则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1.确立庭审为整个民事审判活动的制高点与中心，民事诉讼活动围绕庭审裁判制高点中心画圆，完成从圆周向圆心的包围，不断缩小半径直至占领圆心制高点，完成圆周与圆心的重合，从而结束整个民事诉讼审判活动。2.以“庭审为中心”要求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以开庭审理为导向，前期诉讼活动以达到庭审调查为标准，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是辅助环节，而开庭审理是审判活动的中心环节。3.一切诉讼程序的安排开展是为庭审作准备，排除等待调解或证据不上庭等“跳过”庭审与判决的消极思想，当事人不调解撤诉法官则绝不放弃庭审裁判的准备。4.民事诉讼活动的重大审理裁判程序、步骤在法庭审理中完成，其中包括争议事实的调查、裁判思路的形成、裁判结果的确立与宣告等。

　　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原则主要适用于民事一审程序，落实主要在基层法院。这是因为只有在民事一审的审判活动中，法院须要完成立案登记、副本送达、证据汇集交换、归纳固定诉争焦点、法庭调查、辩论、调解、宣判等多个环节【2】 。民事一审的开庭审理任务包括归纳固定诉争焦点、法庭调查、辩论、调解、宣判工作，是整个诉讼活动的重中之重，因此须坚持“以庭审为中心”。而民事诉讼二审、再审的主要任务是核查确认已有的审判结果程序有无违规、审判思路的正当性、审判结果的合法性，无须也没有必要再坚持“以庭审为中心”【3】。

　　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以庭审为中心”原则在当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民事诉讼司法体制改革思路进行了厘清重塑。民事诉讼审判体制改革长期陷入两种思想缠斗：一曰保持中国传统尊重国情，以“马锡五审判方式”【4】 为代表；二曰引进西方先进理念整合资源，以西方开庭模式为代表【5】 。思路的缠斗导致改革实践的反复，“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忽左忽右，左右飘乎”。思路缠斗根本原因是对法院审判理念定位飘移不准，一会要求“司法为民”，强调“服务”“便民”，定位服务功能。一会要求“定分止争”“输赢皆服”，定位权威判定功能。而“以庭审为中心”则明确表示了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全面顺应现代经济发展，强化法院审判功能，以最快的效率解决“公正”问题，而且让公正可观可及亦可触【6】 。

　　二、提出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原则是对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有力回应。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在司法改革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去非职业化(等值的提法是司法的职业化或专业化）、去封闭化(等值的提法是司法的公开化）【7】 、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司法审判权如何阳光健康运营受到高度关注。确立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是对质疑的有力回应，也是顺应审判规律的改革必然要求，更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有力回应。

　　三、基层法院长期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大基层法院是社会现实各界的最先接触者，也是矛盾以诉讼方式解决的第一站。当前的现实情形是，基层法院案件年受理数呈爆炸式增长。今年长沙县法院年案件受理数将近1万件，平均每位法官年办案144.1件，而在五年前案件年受理数还不足5000【8】 。“原告口一张，法官腿跑断”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显然不能完成如此多的案件审理任务。法官已无暇也无必要每个案件均去调查取证，在“陌生人”社会里“田间地头”也无法达到调查取证的目的。当事人独立举证，确有必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到法院参加庭审，完成举证质证成为现实的必然安排。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自然是大势所趋。

　　民事诉讼“以庭审为中心”原则的确立打破了民诉法领域惯有的“单线”思维、“调解中心”、“购买正义”思维，具有重大的创新理论价值。

　　“单线思维”是将民事诉讼活动开展比喻为当事人“坐火车”，立案是起点，诉讼程序是中间站，宣判是终点站，当事人只要调解撤诉即可在任何中间站下车。该观点强调民事诉讼活动为单线发展，民事诉讼由当事人发起，除了驶向终点站“法院宣判”别无选择外，在到达终点站前当事人具有重大自主决策权即调解、撤诉，并且相比“终点站”更有“中途下车”优先权。该理论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对司法审判活动参与角色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读。首先，当事人不是消极被动的乘车者，只要“买票上车”即开始享受司法服务、等待“到站”，而是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次，对当事人权责过份夸大，民事诉讼一旦发起，并不是当事人“想下车就下车”，当事人调解撤诉是否允许须经法官许可。民诉法这样规定就是考虑到现实情况中的烂诉缠诉现象，将调撤允许的决定权交给法院法官，而不是当事人。“想下车就下车”显然本末倒置。二是对司法审判环节存在错误理解。单线线索将各个环节一般化，将庭审等同于文书送达等审判辅助程序，片面理解审判环节为线性发展，没有意识到前期程序只是开庭审理的准备工作，对庭审作为整个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重视不足，弱化了法院法官审理与定分止争职能。三是对司法程序走向存在肤浅化片面认识。很多民事诉讼不是“单线发展”，而是呈“多头发展”趋势。有的被告提出反诉，有的案外人要求被列为当事人，或要求成为第三人提出单独诉求，当事人相互诉求往往如“线团”般交叉打结，呈“多头”发展态势，试问众多当事人该坐“哪趟车”，司法审判列车又将按谁人要求开向何处？“单线思维”对复杂多变，诉求多立的现象显然无法解释包容。四是对法官的司法定位存在重大误差。法官不是“司机”，仅负责按既定路线驶向“终点”，而是司法审判活动的组织者、列车驶向“哪个终点”的决定者。如果当事人是演出民事诉讼“舞台剧”的重要角色，剧情发展各自发挥，那么这出“舞台剧”的表演地是法庭，法官则是剧目结局的决定者。“庭审中心原则”明确法官是组织者，组织各方当事人确立诉争焦点，通过开庭形成审判结果，或视情况提出调解方案、对当事人调解方案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法官功能定位更加突出明确。

　　“购买正义”观点是认为当事人发起民事诉讼是为“购买正义”而提出的申请，法官出具裁判结果是“贩卖正义”。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不是“购买与贩卖正义”，商品或服务的买卖者。因为正义绝不允许“购买或贩卖”，也绝不是要“购买”才能提供。该论调将法院法官矮化为商贩，过份抬高当事人权利，将审判审理职权庸俗化，泯灭了司法权威，绝不可取。

　　“调解中心”强调以调解中心，注重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认为调解比判决能更好地化解纠纷，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重调轻判”的思维导致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法官不得不丧失原则地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调解，双方当事人高高在上，法官成了来回奔跑、苦苦哀求的“悲情角色”，丧失了法官权威，法院公信力也受到极大损害【9】 。

　　种种观点的谬误，导致民事诉讼确立以“庭审为中心”原则，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以庭审为中心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路径。诉讼胜负标准单一为庭审对决，确立了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的信心。即当事人明白，庭审才是诉讼对决成败的主战场，谁在庭前的准备工作更充分、证据更充实、庭上法理情陈述更能打动法官，谁就会赢得诉讼或争取到调解的更多筹码。其次，重大审判程序在庭审中完成，当事人感受公信力更直观。“关系”“条子”“票子”等庭外因素被挡在了“庭审”殿堂之外，权力阳光运作，公信力不言自威。另外，当庭判决宣告直观快速确立了裁判结果，有效杜绝了当事人“暗箱操作”的臆测，对判决结果更信服。

　　二、以庭审为中心是司法权威体现的重要基石。公生明，廉生威。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同时，法院司法权威也得到了树立，当事人以及相关公众依靠司法裁判获得救济的期望得到加强。其次，法官体现司法权威的制度设计得到更好的表现。当事人获得司法体验、感受司法权威的场所主要在庭审，来源在法官。庭审为中心强调明确了法官庭审职责，法官专司审判，更能树立权威形象，传递权威信号，当事人认为法官是司法权威的代表观念获得强化。第三，庭审相对于其他司法诉讼程序重点更突出，庭审的程序化、仪式化设计更能体现法庭神圣，传递司法权威。

　　三、以庭审为中心是优化诉讼程序、提升司法效率的重要法宝。以庭审为尺子裁量检验诉前程序的齐备，埋汰不必要的审查环节，补齐开庭前必需条件、齐备开庭各方主体，一次开庭审理完毕优化了程序，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有效克服了“二次或多次开庭”“程序倒流”“当事人往返跑”的现实弊端。另外，法官当庭宣判大大结省了当事人等待判决结果的时间，为提升司法效率打开了较大的增长空间。

　　四、以庭审为中心是遵循民事审判规律活动的必然要求。第一，庭审为中心明确了法官的中心任务，更符合制度设计对法官的角色期待，法官即裁判结果的最终决定者，不是“司法民工”“和稀泥者”。第二，以庭审为中心要求制度设计对司法工作人员作出更科学的功能定位，让法官助理、司法行政人员承担诉讼辅助性事务，更有利于法官立足一线审理案件，有效化解了基层法院“人多案少”的普遍性难题。第三，庭审中心是牵住裁判文书“牛鼻子”的唯一缰绳，庭审是裁判文书形成的依据与载体，文书是庭审的固化与总结，确立了庭审中心即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裁判文书也就能明细析理裁断功能。第四，庭审中心是“当事人主义”的程序优化回应。庭审中心加强了当事人庭审存在感，更加符合司法审判规律。

　　综上，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以庭审为中心”原则是基层法院实现公平高效审判的现实路径，具有相当的必要性，改革也具有急迫性。在民事诉讼法领域亟需破旧立新，把“以庭审为中心”原则确立放到突出位置，变更诉讼思路，以适应新的司法环境与需求。

注释

【1】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2】二审、再审程序虽也有立案、副本送送问题，但案件在一审中已确定了当事人送达地址，证据举证质证完毕、一审判决结果已出，卷宗装订成册，辅助工作已大大简化。二审、再审法官完全可以进行阅卷审查，无须开庭，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自然不必要求“以庭审为中心”。

【3】认为“以庭审为中心”主要应用在一审程序的主要观点，可参见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法制资讯》2014年6月53-57页。顾永忠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以庭审为中心”原则适用于一审程序。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以庭审为中心”同样仅适用于一审程序。

【4】“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内容为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在审判中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解除纠正疑难与错案，使群众在审判活动中得到教育。

【5】详细论述见徐昀《简论中国司法改革的规律———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视角》，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7月87-90。

【6】“司法便民”可以贯彻在法院的审判辅助程序中，例如邮寄副本等，但法院的主体职能是审判，必须强调权威与公平公正的定位。当事人到法院的主要目的不是享受服务，而是要求纠纷得到公正的裁断。

【7】张卫平《司法改革之司法的去政治化》，载《司法改革与评论》2014年8月第1页。

【8】数据引自长沙县法院内网案件受理数统计，2015年年受案数为9241件，统计日期为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20日，以下年受案数统计日期均为上一年的10月21日至当年的10月20日。2014年年受案数8592件，2013年为6564件，2012年为5012件，2011年为4960件。

【9】相关论述较多，主要见徐昀《“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82-92页；徐昀《“调判结合”的困境———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载《法学与政治》2009年6月98-100页。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