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生，你有什么值得毕生追求的梦想？”

　　2005年，热恋中的余文玲面对男友如此深问，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

　　“不就一个职业，何苦搞得自己这么累？是否考虑去XX房产公司？我来牵线，年薪不低于百万。”

　　2014年，正因工作压力大向来杭出差的北大同学吐槽的余文玲，面对如此诱惑，一笑而过；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什么时候走？”

　　2014年年底，身边连续有3个法官离开民五庭，余文玲面对朋友如此调侃式追问，坚定地回答：“我心中那个七彩泡泡没有破灭，还会坚守这里不懈追逐。”

　　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余文玲人生的三个碎片。她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自己梦想所在，那也许是沐浴过燕园众多名家思想精髓的北大学子逃不掉的宿命。特别是得知北大优秀校友邹碧华出事后，法律职业共同体再次唱响司法的温度，“他不辱使命、心系社会、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让我望其项背，也是我毕生学习努力的方向！”

　　这一次不再动摇，哪怕未来遥远现实骨感，也要像铁轨一样，志存高远而脚踏实地。

　　“至少那个坑是干净的”

　　余文玲原本是个标准的理科生，一心想要学医，从事技术性职业，高考时一不小心成了“学霸”，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专业提前录取了。

　　“法学”，在刚经历初见团校那“弹丸之地”的失落后，是被余文玲当作纯技术专业来读的。“虽然学校很小，整个北京又灰突突的，没有江南那样绿得干净，但既然只能在此，那就埋头读书吧。”

　　她就像个理科生一样埋头读书，直到遇上一个湖南籍的法学教授。他在课堂上那种文科生的思维吸引了余文玲，虽有浓厚的湖南口音，而且观点偏激颇受争议，但他旁征博引，那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学术的真诚，开启了她更大范围的思考空间，要拿自己所学对社会有用。

　　每次上课，她都竭尽全力做笔记，因为口音太重、思维跳跃又快，她不得不边记边留空格，下课回忆整理完善这些笔记。这是余文玲接触到的第一个北大法学毕业生。

　　一本本笔记记下来，她报考了北大民商法研究生。

　　2000年如愿以偿后，她见到了更多心怀天下的北大人。同宿舍的好几个同学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和这些“女神”一样的北大“土著”整天混在一起，不仅书本问题而且社会问题，不仅大问题还有小问题，都在关心讨论。“而她们虽贵为‘女神’，但一点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傲都没有，谦虚、真诚都对我影响很大。”

　　做毕业论文时，余文玲选了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任。每天晚上卧谈时，四五个人就在那里争论，责任这样承担会怎样，那样承担会怎样，把法理背后隐含着的公平公正、法律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都深入挖掘出来，整个侵权法律关系都体系化了。

　　她慢慢体悟到法学的经世情怀。2003年毕业，放弃导师推荐的留在北京当律师和到上海当检察官的机会，来到杭州中院，成为那里第一个北大研究生。

　　当时书记员太少，余文玲开始跟着合议庭做书记员，一年内手写了近300件案件庭审记录。她感谢当年上课做笔记的功底。

　　那干净、俊秀的庭审记录成为后来书记员崇拜的范本。

　　每天做着排期、送达、速记、归档等“不用脑子的活儿”，基本每晚都要忙到快10点才回宿舍，同居密友兼同事申正权都看不下去了。

　　北大最要好的小姐妹要去美国了，当年她们一起到上海考托福，两年有效期也快到了。“走吧，我们一起走。”

　　听着这个当初对她影响最大的人的呼唤，余文玲犹豫着说：“我起码在杭州中院已有一个法官的坑了。”

　　见她不愿走，小姐妹最后留下一句“好吧，至少这个坑是干净的”，去了美国。

　　这个“坑”理论再次让余文玲从琐碎的书记员工作中看到价值所在，开始锁定“为中国法治事业而奋斗”的七彩泡泡。

　　第一年书记员结束，她在杭州中院荣立三等功，并成为每年新招录的书记员入职培训首选讲师。

　　“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

　　余文玲渴望做法官，早在做书记员时就细细琢磨案子了。有一次看判决书，发现一份证据被疏忽，那可是一份关键性证据，提醒后被法官采纳，她开心极了。

　　后来在审理好一起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上诉后，审判长说让余文玲试试，“用你的理论来写这份判决”。

　　她忙好书记员的活儿，用周末两天时间抽丝剥茧，针对诉辩意见归纳出5个争议焦点，又针对每个争议焦点给予分析，用理论和证据去支撑起“本院认为”部分，整整写了5页纸，超有成就感。

　　审判长几乎没有改动，这更让她爱上写判决，“要将我理解的公平正义写入每份裁判文书里去，针对当事人的每项请求说理尽量充分。首先要说服自己。”

　　这也成为余文玲后来的办案习惯，她享受这个说服自己的过程。但这份朴素的真诚有时也会受到挑战。

　　有一次，判决一起原、被告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民间借贷，女方的父亲申请判后答疑，硬是说法官是毫无根据的推断。当时的民一庭领导张巧薇耐心解释：“此案承办人是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她喜欢把证据采信分析得很详细，判决理由写得全面，也就是说她把所有自己理解的案子情况都写到纸面上了，你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

　　如果写得笼统一点，当事人就难以挑剔了。当时张巧薇没有责备余文玲的“书生气”，才使得她能把详尽的说理保持到今天。

　　2005年，余文玲开始接手疑难的骨头案。一起房地产销售代理合同纠纷，房产公司和代理公司所称合同履行基础数据、时间段不一致，事实变化非常多，双方提供的证据达26项，又有很多销售统计表，案卷一箱箱的堆着。余文玲开了两次庭，坐在办公室里整整看了一个月，边对照证据，边拿着计算器一个个数据按着，记着。这账算得她头发掉了椅子四周一圈。为调查证据出差到临安，前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忘记开介绍信了，第二天起床发现真忘记开了，赶快到单位补上。

　　此案完结，写好2.6万多字的判决书，交给审判长（主持工作的副庭长）易飞签发。他说：“好了，以后无论把你放到哪里我都放心了。”

　　从最初接案时“两眼一抹黑”的害怕，到庭领导给出这么高的评价，余文玲觉得这又是自己一个阶段性成长标志。

　　“只要我内心有疑问，庭审会一追到底”

　　案件再多，庭审也不能是走过场。

　　在自认“以案子为中心”的律师黄卫红看来，余文玲庭审特别仔细，会对一些细节盘问，哪怕是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事实，盘问下去也会问到某些双方回避的问题。

　　“有的案子，原、被告都承认付款事实发生了，金额也一致，有些法官为省时间就过了。但她不，她还要盘问你是什么时间、何种方式支付的，是一次性付清还是分次交付，这些问题追问下去就有可能让有猫腻的交易者发虚，可能找出背后的关联，从而在庭审中把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点固定下来。”黄卫红说，想在庭上耍把戏有点难。

　　“只要你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肯定会一查到底。”余文玲说，有次审理一起民间借贷，一审是支持原告的，但在二审时，她发现原告对这笔资金的来源闪烁其词，后来就是通过细节盘问，发现是赌债，据此驳回原告诉求。

　　哪怕是调解的案子，也有借助司法程序来骗取法院图章的。“这就更不能放弃内心的疑问了，除非你不引起我怀疑。”余文玲说。

　　不久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法官陈辽敏在调解一批解除合同之诉时，心存疑虑。甲买了某房产公司的房子，现在双方要求解除合同。既然双方合意就调解解除吧，但随着此房产公司类似的调解成批进来，似乎有明、暗购房者规避转让房产所产生的税费之嫌。陈辽敏有点吃不准了，来问余文玲怎么办。“调解是双方自愿原则，我有什么依据不给调解？”

　　“既然双方都愿意解除合同，那就没有争议点，没有启动司法程序的必要。”余文玲给处理这种“手拉手”调解“支招”。

　　魔音穿耳的“小余姐姐”

　　杭州中院年轻人喜欢“小余姐姐”，哪怕她常常有着处女座的严苛。

　　“这案子，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一场庭审结束，“小余姐姐”边收拾案卷边问书记员赵瑞玲。

　　“啊？”小姑娘可囧了，“我光顾着打字，没想那么多……”

　　“小余姐姐”笑着说，一定要多想想，我在庭上为什么问当事人那几个问题，这样你将来独立办案才能顺利驾驭庭审。

　　余文玲喜欢从个案上指导新人，她要求赵瑞玲每次排期时先浏览一下案卷，从自身的角度拟定庭审问题大纲和争议焦点，再在庭后查找差异、原因。

　　“没整理不知道，最初我提出的问题几乎都用不上，要么是一审已经问过，要么是没用的。”赵瑞玲说，也正是因为这些历练，自己现在开始独立办案，心里才稍微有底。

　　“她是典型的处女座，凡是要求完美。每次听到那咔咔咔的高跟鞋声朝我走来，简直魔音穿耳，又有什么事情要来了。”赵瑞玲笑着说，她真是在单位最怕的人，每次布置的事情别指望她会忘记，一直催、催、催，催到完成为止。

　　自认是拖延症患者的赵瑞玲，现在也跟着“小余姐姐”改变了工作习惯，每次看文书会把当事人信息、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每次有任务抓紧时间完成，随时报告进程。

　　“她想要新人从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办案习惯。”瞿静比余文玲晚一年毕业来到杭州中院，她说余文玲现在带新人花了很多时间，几乎“手把手”教，别人只看判决书，她还要把案卷都拿过来看。

　　有两个助理审判员，一个写文书过简，说理不充分，一个写得过繁，连学界有争议的观点都敢写进去，余文玲就一点点地改。每次签发判决书时，先口述要增减的问题，修改后还不能入她“法眼”，她就要亲自下手了。

　　“虽然会慢一些，几乎每个都要改，特别是‘本院认为’这块，从一开始改得面目全非到现在的再说透点或简单点。”让余文玲欣慰的是这两个助审现在都有明显提升，能完全独立办案了。

　　奔跑吧，小伙伴们

　　截至2014年年底，余文玲所在的民五庭走了3个优秀法官，带回来的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民五庭主要办理房产纠纷和劳动争议，前者利益纠葛非常大，而后者是劳资矛盾突出的放大镜。去年案件量增长30%，平均每人办案170件。最忙时，她作为副庭长兼两个合议庭的审判长，要签发6个法官的文书，还要带2个新手，每天桌上放满要签的文书。承办法官眼看审限要到了，趁她不注意偷偷调整一下自己文书的顺序，另一个发现有插队，偷偷又给调整回来。

　　“最难的还不是案件数量多，而是案子办不出去，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都达不到你想要追求的目标。”余文玲说。

　　遇到当事人扬言要炸法院大楼，要制造惊天大案，或者直接在门口静坐一个礼拜的太多了，但去年一起真正冲击法院的事还是让她很伤心。

　　150多个农民工受包工头挑唆，排成队站在立案大厅前，突然那包工头乱喊“法院抓人了”引起一阵骚乱，直接把大厅一排花瓶墙给推倒了。

　　“我们也是打工者，只是为国家打工，为什么这么苦不堪言。”她给同学吐槽，但当对方提出百万年薪诱惑时，她又不舍得离开。种种委屈和无奈后，又满血复活，她相信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基本的信任。

　　当得知一起矽肺职业病患者为工伤待遇与相关单位诉讼过程中无力承担日常治疗的医药费时，她慷慨解囊。矽肺当事人拿到1500元现金，感动地说：“这钱，将来我要还你的，请放心！”

　　一年后，余文玲果然接到对方电话，被告知已得到司法救助，通过邮政汇款返还借款，并一再道谢。

　　和余文玲同时晋升中层副职的王辉觉得自己理解她：“也许放在行政部门，这晋升意味着更多的权力，而在法院绝对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压力大到失眠都很正常。”

　　瞿静去年年底被提拔到民五庭副庭长时，余文玲赶快跑去和她说“你能来我太开心了”。

　　“我们心中的法官梦没有破灭，法官依然是值得尊敬和付出的职业，我们愿意在这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坚守。”从进杭州中院第一天，在政治部主任介绍下余文玲成为瞿静的榜样，直到今天都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