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送达工作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极易引起涉诉信访等恶性事件：

　　送达工作繁复。基层法院送达工作面临种类繁多、承担上级法院文书送达、单一送达工作存在多次性特征（如针对同一当事人同一送达事由存在多次送达）等情况，导致送达工作较为繁复。

　　人口流动性大。阆中市为旅游城市，外出务工、不定期在外居住的人口超过16万，导致直接送达困难。

　　部分当事人诉讼风险意识不强。部分当事人没有意识到，由于送达程序的缺失与瑕疵对诉讼程序以及实体产生的不利后果，逃避或忽略送达时有发生，由此产生诉讼风险。

　　干警送达行为强制力缺失、送达手段单一。从本质上来说，当事人拒不受领相关法律文书以及逃避送达，也构成对民事诉讼秩序的妨碍，但由于干警无强制送达手段，实践中存在着花费大量时间、人力与物力后仍可能无法送达的情形。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以直接送达为主，适度放宽其他送达方式的要求。法院内设专职送达人员，减少送达中的反复与繁复。简化留置送达，根据当事人的实际生活轨迹，留置送达地点可以是证明当事人在现场的任何地方。运用传真、电子邮件等现代化手段送达，以可以证明送达人员将有关事项已告知当事人为送达依据，注重对送达过程的记录以及相应证据的保存。

　　针对不同案由的案件，灵活使用不同的送达方式。针对借贷与金融借款等债权债务相对明确的案件，在被告存在恶意躲债行为时，应适用相对宽松的留置与邮寄送达。针对离婚等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则应以直接送达为主，公告送达为辅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前应向受送达人的同住近亲属或所在基层组织进行询问，并做好相应记录。对确需要公告的，还应向当事人近亲属告知。

　　尝试构建与现行送达实践相适应的送达风险分担机制。法院应在立案阶段告知当事人诉讼的风险，以便其对自己的诉讼行为所产生的诉讼后果有合理的预期，提升当事人的诉讼风险意识。

　　重视其他人员在送达中的协助作用。其他人员，在我国目前最主要的是邮政送达人员及基层组织人员，包括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派出所。法院可尝试以法律形式确认这些人员协助送达的效力，化解“送达难”。

　　规范送达制度，减少公告送达。对原告单方提供的基层组织的证明，必须进行调查核实，离婚案件中必须对被公告一方的近亲属进行调查核实，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告送达程序。

　　规范邮寄送达。邮寄送达在开庭前应以返签回执确认是否已送达，对签收人非受送达人本人的，要确认其是否与受送达人系同住的成年家属；若不是，还要进一步确认签收人是否已将传票转交了受送达人。就诉讼送达的程序性要求，增强与邮递部门的沟通，规范邮递人员与法院送达人员的送达行为，推进送达程序的社会化进程。

　　对其它送达方式进行规制。采取其它送达方式或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的送达方式，应将受送达人严格限定为本人以及同住的成年家属，注重对送达程序的记载与相应证据的保存，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