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20地官员财产公开试点情况 半数探索一次就偃旗息鼓 公开范围多未涉及家庭财产 专家强调——

　　官员财产公开缺核查机制

　　近日，“官员财产公开试点中半数昙花一现”的消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热议。这些试点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何？长期关注该问题的黄卫平教授以数十个试点地区研究为基础，用数据还原出当前我国官员财产公开的详细图景。

　　昨天下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黄卫平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落实对于反腐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开无疑是促进该制度落实的关键一步。

　　公开范围：多不涉及家庭财产

　　黄卫平和他的研究团队搜集了2009年初至2012年末全国各地官员财产公开的案例，研究是基于互联网上公开信息的统计分析，数据均来自地方政府的相关公开渠道。调查显示，20个试点总共公开了4466名，平均每个试点公开官员235人。

　　绝大部分试点地区将公开对象限定在党政部门官员，只有少数地方将公开向其他部门干部延伸，如慈溪市把国有企业负责人纳入公示对象等。

　　公开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领导干部个人，不包括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且多数试点地区仅限于某一对象或某一内容。如阿勒泰地区只公开官员个人的收入，不涉及本人及家人的财产状况；只有黎川县把公示者父母的收入和财产情况纳入公示范围。

　　解读：

　　黄卫平认为，由于公示对象有限、范围狭窄，不能真实体现官员的家庭财产状况，可能导致官员将一些非法所得转移给父母、子女或其他亲属，以规避上述规定。

　　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设计上，只有公开的官员财产范围越广、官员级别越高，制度防腐的价值才越大。

　　公开方式：从社会公开转向内部公示

　　70%的试点采取单一的公开方式，只有6个试点（浏阳市、庐江县、青铜峡市、淮安市、磐安县和掇刀区）综合使用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单位公示栏、会议公示、手机短信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公开。

　　通过网络公示官员财产，要比单位公示栏公示更方便公众监督，但网络手段却正被很多试点摒弃。

　　2009 年有4个试点以网络作为公开方式，其后三年采用网络来公示的试点总共才4个，试点公示正从社会公开转为内部公示。

　　解读：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最关键环节就在于公开。如果这个制度不公开，那么具体的执行情况就得不到有效监督。没有监督，制度就形同虚设。

　　黄卫平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开就是最高级别的审核。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目前缺乏一个独立的仲裁机构，来有效监督该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施行。

　　公开监督：审查缺位且问责缺失

　　试点单位财产公示内容比较粗略，明细程度不高。如青铜峡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内容包括“收入主要来源、个人房产、婚姻和生育状况与民主推荐票数”几个方面。

　　“收入主要来源”只写明是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还是工资性收入为主即可，不需写明具体数字；“个人房产”只写明有几处房产即可，无需写明房产的面积等信息；更无需公示干部的工资、存款、家庭成员等信息。

　　虽然不同程度地要求对申报和公开的材料进行审核，但实践中公开内容的真实性主要靠官员自觉程度，缺乏权威核实。

　　解读：

　　黄卫平指出，一方面，大部分试点地区尚未建立健全的审查机制。另一方面，诸如房产、存款、证券等信息系统尚未建立，在全国未能联网和共享，核查机构也无法真正地查清官员申报的财产是否真实。

　　权威核查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开内容的真实性难以保证，让官员财产公开流于形式，公开效果无从保障。从2009年以来的20个试点中，只有黔江区在公开57名处级干部中有2人在公示后被举报，而被取消任职资格。

　　20个试点地区官员财产公布现状

　　公布

　　现任+退休

　　3年以内

　　新疆阿勒泰地区

　　公布

　　现任领导财产

　　湖南湘乡市、湖北掇刀区、浙江慈溪市、江苏贾汪区、浙江象山县

　　未公布

　　现任领导财产

　　重庆黔江区、宁夏银川市、江苏淮安市、湖南浏阳市、宁夏兴庆区、宁夏盐池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安徽青阳县、安徽庐江县、江苏北塘区、辽宁古塔区、江苏泗阳县、浙江磐安县

　　公布

　　处级+科级

　　新疆阿勒泰地区、江苏淮安市、湖北掇刀区

　　仅公布

　　处级

　　重庆黔江区、宁夏银川市、湖南湘乡市

　　仅公布

　　科级

　　浙江慈溪市、湖南浏阳市、宁夏兴庆区、宁夏盐池县、江西黎川县、宁夏青铜峡市、安徽青阳县、安徽庐江县、江苏北塘区、辽宁古塔区、江苏贾汪区、浙江象山县、江苏泗阳县、浙江磐安县

　　公开时序：半数试点探索一次就偃旗息鼓

　　从改革试点开始的时序来看，试点数量、公开人数及公开级别都呈现衰减趋势。

　　再次，公开财产的官员级别也呈现递减趋势。无论从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单位数量，还是从公开的处级官员人数来看，都呈现出明显的衰退之势。

　　2009 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有4个，即阿勒泰地区（99%的处级干部）、黔江区（57名）、湘乡市（69名）和掇刀区（四大领导班子）。2010-2011年间，公开处级官员的试点只有银川市（63名）和黔江区（68名）。2012年全年没有试点单位把处级官员纳入公开对象。

　　从公布的政府级别来说，除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黔江区、宁夏银川市和江苏淮安市4个试点把政府级别公布到地级市外，其他16个地区均只公布到县级政府。

　　解读：

　　试点单位也存在断续性特点，形成“昙花现象”。仅一半左右的试点在初次公开官员财产后还会持续，另一半试点探索一次就偃旗息鼓了。这从侧面说明，官员财产公开试点是敏感性较高、牵涉面较广、阻力较大的反腐战略。

　　黄卫平说，应防止那些已有较多财产的公民进入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实际上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多年前即已存在，但却始终未真正被有效落实。

　　最近几年，党内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越来越严格，除设置了一定比例的抽查率外，也开始出现官员填报后，又被退回重新填写的情况。这些均表明，中央对这个制度的执行在逐步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