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彭歉意地入座，身体微微前倾，额头上已经沁出一些细汗。

　　刚从先进报告会的会场出来，他显然有些累，“演讲”不是他的强项，坐在聚光灯照射的主席台上，穿着略微显紧的法官制服，阿彭和其他四位来自基层法院的办案标兵一起轮流发言，这样的场面多少让人感觉紧张。

　　“不好意思啊！”已近中年的阿彭捋捋头发，报告会结束了，一丝倦意悄然爬上了他的眼角。

　　阿彭一直在和时间赛跑，从经济庭到朱泾法庭、到民一庭、最后到执行庭，一晃24年，他不停地办案。翻开荣誉记录，阿彭的大部分获奖是在2003年以后，在此之前，他只在1995年拿到过一次个人三等功和县新长征突击手。

　　“阿彭这个人是做出来的！”熟悉阿彭的人挺心疼他。

　　“我一直坚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总有一天自己的努力会得到认可。”阿彭向记者笑笑，笑声中带有坚毅，也听得出一丝艰辛。

　　阿彭大名叫彭文忠，在沪语中，“阿彭”的发音接近于“阿旁”，叫起来朗朗上口，像在喊自家兄弟似的，阿彭也喜欢别人这么叫他。

　　“我这个人不太流眼泪，即便苦闷也不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嘛。”阿彭说，24年的历练让他回归了淡然，很多人只看到了阿彭如今光鲜的一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上海法院个人一等功、上海法院执行标兵、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却很难体会到，他曾是一个埋头苦干、孜孜以求却始终默默无闻的法官。24年弹指一挥间，阿彭如同一块隐藏的玉石，沉潜着、奋斗着，该承受的、该努力的他都走过来了，一直走到了今天的阿彭。

　　　　　　　　　　　　　　　　　　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阿彭在法院的“前14年”印证了这个命题。

　　“我是1989年考进金山法院的，一进法院就到了经济庭。”阿彭挺喜欢自己的第一任师傅——林天任，一位很耿直的老法官，做事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阿彭跟了他4年，只要师傅吩咐，他马上去做，包括学写判决书。

　　“我师傅做调解不太在行，所以判决比较多，呵呵！”阿彭打趣道。

　　1994年3月，阿彭从外地出差回来，院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原来当时金山法院准备在经济庭搞试点改革，挑选了他和另外一名书记员，以院长授权的方式进行办案。

　　“你们俩谁办的案子多，就先提谁做助理审判员。”领导明确表态。阿彭很卖力地办案，当年9月他顺利晋升为助理审判员。

　　“那个年代办案子，从送达诉状、诉讼保全、审理、一直到最后调解、判决，都是法官一人包到底，我干得乐此不疲，忙不过来时还把判决书带回家写。”

　　阿彭有一位学长在检察院工作，学长无意间的一句话对阿彭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年轻时多做点事情，吃点苦不算苦”。

　　在经济庭的12年间，阿彭的结案数始终名列前茅，他的办案能力有目共睹，但同时，另一种磨练也出现了——阿彭在选任审判长时落选了。

　　“人都有上进心，”阿彭毫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失落，“但苦闷归苦闷，我没有就此停留，一如既往地办案子，庭长仍然把复杂、疑难案件交给我，我成了庭里‘不是审判长的审判长’。”

　　疑难案子多，判决就会多，随之而来的上诉也会多。有一次，某领导来金山法院开会，点到了阿彭的名字，因为他的案件上诉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案子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阿彭被点名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些五味杂陈。有人为他叫屈：“让你做这个活儿不给你这个职务，和你一起进来的人都提拔了，你还在原地踏步，做得也不比别人少，干嘛还那么拼命？”

　　“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我不是为了某个人在工作，我要对得起这份职业，尽我所能把工作做好，我坚信，自己的努力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可。”

　　2002年阿彭调到朱泾法庭工作，他埋头办案，第一年结案数量达200余件。“当年金山法院里只有6名法官的结案数超过了200件。”

　　但是命运又开始考验阿彭了，他参加了庭长助理的竞岗，没有成功，一年后参加副庭长竞岗，再次落选。

　　2004年阿彭被调到民一庭，和一名老法官一起办速裁案件。

　　“前一任庭长完全按照结案数量来考核，换了庭长后，新庭长考虑统筹兼顾，老法官就向庭长提出希望在分案上予以照顾。”

　　庭长找阿彭谈话，想让他多承担些案子，阿彭点点头，只说了三个字“没问题”。那一年，阿彭办案数量超过了500件，成为院里的办案状元。“哪里做不是一样做。”

　　2006年阿彭调往执行庭，这次他当上了执行长，带上一个执行组，开始了漫漫征途。“执行和审判苦的地方不一样，审判只要证据把握恰当，法律理解精准，当事人不愿调解，法官也可以下判，你不服可以上诉，但案子画上句号了。执行不一样，即便和解了也有不兑现的，当事人就会没完没了地找你，执行时间越长，找你的人就越多。”阿彭说。

　　　　　　　　　　　　　　　　　　二

　　阿彭天生是个办案的料儿，审判也好，执行也好，很多“灵感”他信手拈来。

　　2010年，阿彭打了一场漂亮的“执行仗”：短短三天，他从被执行人在贵州的近百个账户里找到了一笔50万元的执行款。

　　“要在几十家银行的近百个账户里找钱，好比大海捞针，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懵了！”这个案子跌宕起伏的经历让阿彭记忆犹新。

　　那是四起十余名打工者申请追索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建筑工程款的执行案件，此前，负责这些案件的执行法官经过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在上海已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当时，金山法院专门开了一个“彭文忠法官执行工作室”，让阿彭负责督促较难的执行案件以及信访接待。

　　“工作室由我和新进执行局工作的年轻研究生组成，主要负责一些需要跟相关部门协调的、尤其是涉及到当事人不满执行工作而进行的信访，我接待以后会督促具体执行的法官，如果案子执行确实有难度的，我就自己来办。”

　　这起案件中的打工者们心情很焦急，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来催问执行情况，阿彭很理解他们。一次偶然的机会，阿彭得知作为被执行人的建筑公司有一笔款项即将到账，他赶紧和同事一起动身前往贵州调查。

　　调查结果让阿彭大吃一惊，这家建筑公司在贵州当地50余家银行开设了近百个账户，而且银行遍布当地十几个县市，要想找出有价值的账户信息简直难于登天。

　　阿彭的心凉了一大截，是就此打住，还是继续调查？如果一家接着一家银行去调查这近百个账户，一个月也不一定调查得完，而且也未必找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阿彭最后决定从各个银行在贵州省的分行查起，据他所知，银行有一套技术可以查询该系统所辖支行的所有账户余额。“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银行配合了，执行就省力了。”

　　阿彭调查的第一家银行，省银行账户系统显示下面有两家支行各有70万、80万元余额，他和同事立即兴冲冲赶到下属的两个支行，没想到一个账户被贵州的法院冻结，一个账户被湖北的法院冻结。

　　无功而返，阿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也许是老天爷跟阿彭开了个玩笑，明明说好是去省分行，出租车司机却把阿彭等人送到了市分行，心急火燎的阿彭也没看清楚，一下车就直奔银行柜台。

　　“窗口的人不在，要等2小时。”银行行长说。

　　时间宝贵，阿彭一听要等2小时，赶紧填写了查询单子，言明自己第二天来拿查询结果。随后，阿彭像发动的马达般又赶往第三家银行，赶到银行的时候恰巧临近下班时分，阿彭同样留下了查询单子。

　　“第三家银行很配合，第二天一早我们过去时，工作人员已经查询好了十多个账户余额，可惜这些账户里都没有钱。”

　　令阿彭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家银行的查询居然出现了风波。

　　当他来到第二家银行时，查询单子非但没有回复，窗口的工作人员半天也没动静。阿彭急了，催了一声。

　　“电脑没空！”银行工作人员不冷不热地回答。

　　阿彭的脾气上来了，整个大厅里有那么多电脑空着，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这个活儿等不及的，万一钱被转走了，谁负责，你负责？”他的嗓门一下子大了起来，“昨天说人不在，今天又不抓紧查，这个责任谁来负？”

　　阿彭的质问声惊动了银行行长，行长赶紧让工作人员办理，“两个账户上都没有钱。”

　　两个？人民银行查询结果上不是明明有十几个账户吗？阿彭愣住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跑错了，这里是市分行，不是省分行。

　　又是一番忙乱，阿彭和同事叫了出租车直奔省分行，终于在查询后搜到了被执行人建筑公司在毕节市黔西县的一家银行中有50多万元的存款，此时已是中午11点半了，到那家银行有近3个小时的路程，阿彭饭也来不及吃就直“扑”黔西县去了。

　　“那天是周五，我们不能多等，如果当天不能扣划，银行双休日又不营业，变数就很多。黔西是个小县城，被执行人可能很快就知道我们来执行的消息了。”

　　一路奔波，当天下午5点，阿彭终于扣到了这笔50余万元。

　　　　　　　　　　　　　　　　　　三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45岁正当年，但阿彭刚吃完晚饭已经开始在家里的沙发上犯困了。

　　“吃完晚饭老婆让我洗碗我就去洗，老婆不说，我就坐在沙发上休息，常常她碗还没洗完，我已经在打呼噜了！”阿彭笑道。

　　回想自己当年走进法院，阿彭常常感叹人生如戏。

　　阿彭的父母是农民，姐姐只念了初中，后嫁到外村。一个土生土长的金山男孩，又是家里唯一一个读法律专科的大学生，捉襟见肘的父母拼命省钱供他读书。

　　“那时候家里条件很差，每个月要为我挤出60元钱，交通费、伙食费、零用钱全在里头，凑不足就问邻居借，然后等家里的猪卖出去后还给人家。”

　　早在读高中的时候，阿彭就对律师很崇拜，他喜欢看外国电影里律师在法庭上雄辩的镜头。高中毕业后，他怀着做一名律师的梦想选读了法律专业。

　　阿彭清楚地记得，在毕业前夕，学校专门组织了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直接见面会，各区县的法院、检察院领导都来了。

　　“上午考笔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规定时间内写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接着是放录音单子测试听写，看你的听写能力如何，到了下午就是用人单位直接面试。”

　　面试当晚，阿彭在食堂吃饭，指导老师悄悄告诉他“金山法院录取你了”。阿彭有些犹豫，他想做律师的念头还在。第二天，他找到学校毕业生工作的负责人，说出了自己想去律师事务所的想法。

　　“你要去可以的，但要写保证书，万一事务所去不成了，不要来找我们。”负责人的回答干脆利落。

　　毕竟是一个农村的读书郎，阿彭被这句话hold住了。

　　“我没有这个魄力，万一事务所不要我了怎么办！法院要我，就去法院吧。”阿彭回忆时忍不住笑出声，“所以我胆子不大啊。”

　　胆子不大的阿彭就这样来到了金山法院，而且，碰到了一个特别认真的师傅。

　　“师傅虽然对我要求很严，但其实打心眼里喜欢我！”阿彭知道师傅的脾气，自从师傅退休后，他每年春节都会去陪师傅喝酒。“有一回，我在街上遇见师母，师母说‘你师傅一人在家喝酒呢’，我听了，直接就去了师傅家陪他喝酒去了。”阿彭的这一“陪”，就陪了十多年。

　　有情有义，是阿彭做人的准则。

　　“我执行过一起案子，那些老人的手到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心疼！”阿彭说起了几年前办的一批追索加工费案件，申请执行的是金山区廊下镇的14名老人。

　　“她们利用农闲时间为一家工艺品公司加工头巾，每条头巾的加工费只有6角钱，申请执行时，该公司已经倒闭，但欠下每位老人1万多元的加工费！”

　　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执行案件，但当阿彭走进老人家中时，老人们像看到救星似的紧紧拉住他的手。

　　“那些手像被风吹日晒过的树皮一样，布满老茧，食指上还看得出当时织头巾留下的印痕啊。”阿彭的心很痛，这些辛辛苦苦靠双手吃饭的老人为了挣得的那么一点辛苦钱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这些钱执行到。

　　但被执行人见到阿彭的第一句话却是：“彭法官，你用不着多做工作，我跟你走，顶多拘留15天。”

　　阿彭知道，自己碰到了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老赖”，他回敬了一句：“你涉及那么多案子，情节严重可以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时值酷暑，阿彭大汗淋离走在乡间小路，憋着一股劲儿多次调查终于发现被执行人为逃避执行将自己的一处厂房以小舅子名义对外出租。在面对阿彭找到的铁证时，被执行人哑口无言，最后承诺用厂房租金支付老人的加工费。

　　“看到老人们拿到了钱，我觉得自己这么拼命还是值得的。”

　　2006年，阿彭竞岗执行庭副庭长，终于成功；200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金山法院执行工作的报道；2009年，“彭文忠法官执行工作室”成立，彭文忠被评为上海法院执行标兵；2013年彭文忠被任命为执行局副局长。

　　“说一句赞美自己的话，就是任劳任怨吧，在我身上充分体现了老实人不吃亏。”阿彭冲着记者笑了笑。

　　2013年11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人采访阿彭。

　　“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并不一定要干出多大的成绩。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平淡淡的，即使我获得了那么多荣誉，我还是一个平凡的人。”

　　在经过了足足24年的成长和耕耘后，阿彭显然已经超越了某些东西。

　　　　　　　　　　　　　　人生真味

　　采访彭文忠，记忆最深刻的是他说的那句话：“我一直坚信，总有一天自己的努力会得到认可。”

　　彭文忠不善言辞，也不会邀功，唯一会的就是办案子。岁月回报给老实人的，常常是一份辛酸，一个人默默耕耘，竞岗失败、努力工作、再失败、再努力……

　　这不禁让人想起，余华当年把自己的小说投遍全国各个大小刊物，不断地写，不断地投，不断接二连三地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退稿信；李安毕业六年没有活儿干，靠老婆赚钱养家；林书豪在NBA四处流浪时，连续被几家俱乐部横扫出门。

　　这些人，后来都很安稳地生活着。

　　人生的曲折，到你回头再看时，淡然一笑。

　　感谢那些曲折，感谢那些让你气馁的片刻，感谢让你难过的那些人，繁华落尽，生活的味道才能真正体味。

　　采访到最后，我问彭文忠对儿子期望是什么，他这样回答：“希望儿子以后通过努力，能够自食其力，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