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你我一起长大，读书的时候你比我可聪明的多，可如今姑母生病了，你却做出到寺庙求香灰的蠢事，为什么？就因为你窝在这山沟沟里，眼睛只能看这么远……这么大一个中国的事，你又怎么能搞得清白”“那如果我想搞清白呢？”“办法只有一个——读书！”

　　这是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毛泽东》里毛泽东与其表哥文运昌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开启了毛泽东对新世界的探寻之门。他给父亲留下一首“孩儿励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便只身前往东山学堂学习新学。时年十七岁的毛泽东求知若渴，虽读过几年私塾，但对新学全然不懂，他不惧丢丑，毅然决定从一年级学起。他将同学看完准备丢弃的旧报纸借来后如获珍宝，细细品读，让自己快速进入角色，尽早了解外面的世界。短短五个月，他就如愿升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就读。而在东山学堂学习期间，毛泽东以其独特的角度和认知，得出了“那些有丰功伟绩的人，从一开始未必知道自己以后会有怎样的成就，但却都是从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开始的”朴素真理。

　　“老师，我与蔡和森同学就治乱世之法到底是用曾文正公（曾国藩）的‘积顽之后振之以猛’还是用胡文忠公（胡林翼）的‘治久乱至地宜予以生路’，有不同看法，我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我回答不了你，不仅如此，我认为，现今就求此答案反而是本末倒置。今时今日之蔡和森、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介师范生，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已。……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问题又谈得上有深刻的了解吗？所谓对症方可下药，病脉不曾号准，病情尚未摸清，就开放下药，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老师，那我们怎么做，才能找到那个药方呢？”“胡润之先生有句话，恰好可资借鉴，‘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做’，人无生而知之之理，未经实践，救国救民的办法不会从天下掉下来，要找到切实可行之路，首先要自己扎根进去，切实去做。……也只有经历重重磨难，只有碰得头破血流，甚至直到山穷水尽，你才能溯本求源，知其精髓。”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与其老师杨昌济先生的一段对话。这次谈话让毛泽东明白了前人智慧的精髓不是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在于教给了我们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实践出真知”。

　　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华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于5月9日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五九国耻”（另有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毛泽东在《明耻篇》上引序十六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时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先生询问毛泽东为何要写下这四句话，毛泽东说:“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国耻当头，我青年学子责有攸归，应担负起为国雪耻之重任”。此时的毛泽东只有22岁，而他断言的“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也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得到了印证。

　　笔者观看《毛泽东》一、二集，仅取青年时代毛泽东二三事，一则“好读书，读好书”，通过读书真切地开拓眼界，远大的眼光与志向从来不是靠闭塞得来的；二则“善思考，勇探索”，学习绝不是死记硬背和生搬硬套，当摒弃好高骛远，脚踏实地的将理论融入实践，深刻思考，勇敢探索，才可能溯本求源，在实践中获得真知；三则“负责任，大担当”，不论是对生活、对工作、对社会、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青年都必须心存使命感和责任感，敢于担当，方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

　　反观今日之中国，不论是稳定性还是发展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充斥和隐藏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落在当今中国青年肩上的重任似乎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轻。我们这一时代的青年对国家、对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有思考的，但是这些思考很可能又是极其不够的，也是极不深入的。在和平稳定的年代，国之危机感是自然回落的，我们现今的青年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眼前的生活如何才能更轻松一点，更美好一点，这是人之本初，无可厚非。然而，青年中深思过自己在时代大进步和大变革中的作用与责任的确实不多见，从而使当代青年群体在目光与胸怀上都略显狭隘。

　　如今的我们慢慢远离了昔日珍贵的书籍,读书很多时候似乎变成了一种压力和极度不自愿；我们慢慢遗忘了冷静地思考和勇敢地应对，对时下的社会问题除了埋怨还是埋怨；我们慢慢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责任与担当仅仅放在了嘴边或者尽可能推给别人。　

　　或许，我们应当回归到最初，不言自己会作出多少丰功伟绩，因为越是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实现起来越是艰难，越发需要脚踏实地的从身边的事情做起，进而发散而去。倘若我们都能去做于自己、于他人、于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并坚持七年以上，那么不仅我们自己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甚至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也必然有我们一份不容忽视的贡献。

　　作者单位：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