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个头不高，但有一个挺拔的名字——白松。

　　她从事审判工作，但却得到一个法官外的称号——“白大夫”。

　　“我们的好医生都是专科大夫，白法官她是全科大夫！” 当年北京同仁医院医务处主任的一句肺腑之言，让“白大夫”的叫法传开来。提起“白大夫”的名号，法院、医院都认。

　　　　　　　　　　　　　　专家法官“白大夫”

　　白松的专长是医疗类案件。2000年二中院民二庭针对日益增多的医疗类纠纷开始探索高效率的专业化审判，白松一马当先，当起了开路先锋。

　　“不懂就没法审。”问及她的专长时，白松简单明了，“法官自己得先懂，才能让当事人服气、医疗机构服气。”

　　2003年酒仙桥医院“心导管复用”被《京华时报》、《焦点访谈》曝光，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患者依据媒体报道状告医院，双方庭审上对“手术用的是什么管”、“副作用是什么”、“举证责任谁承担”争论不休。二审到了白松这儿，她说“这得懂”。

　　——这得懂，“球囊管”、“指引导管”、“心脏介入手术”这些词儿得懂，医疗器械的质量性能和使用方法得懂，病历得懂、医疗规范得懂……

　　懂了才能分责任、才能下判决、才能让人服。几个案子判下来，患者认，医院方也认，一场医院与潜在患者群的“大战”化解了，白松谈起“心脏搭桥”也有医生范儿了。

　　可是，白松又说了，“我不是要当医生，我只是要做更好的法官。所以既要懂医疗知识，更要懂法官的社会立场。”

　　白松审理过一起3岁男童食毛鸡蛋中毒死亡，家属向医院索赔86万元的案件。男孩在中毒10分钟后被妈妈立即送往某医院，但是医院以无儿科为由拒绝收治，孩子妈妈求医生拨打120也被拒绝，最后在好心的过路司机帮助下辗转1小时才到达第二家医院。

　　按照医学协会出具的专家意见，第一家医院与男童之间不存在医患关系，鉴定为不存在医疗过失。

　　可是白松认为理儿不通，同样在当天误食有毒毛鸡蛋的有32人，偏偏最早寻求治疗的小男孩死了，难道第一家医院真的没有责任吗？这延迟的一小时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单从医院看，没有收治自然没有医疗上的过失，可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即使医院缺乏必要的诊治条件，仍负有适当转诊的义务。

　　以转诊义务为说理的突破点，白松判决第一家医院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给早夭的孩子一个告慰，也给所有的医院一个警示。

　　10年来，二中院所辖的东片法院有589件医疗纠纷上诉，其中白松一个人审理了163件。打开她的卷柜，几十本她自己装订的一、二审医疗案件文书合集密密匝匝地拥挤着。“这些年来审过的案子，新的、难的、有社会影响的我都留着学习。”她如数家珍。于是，同事打趣说：“白大夫，你可以出本书了，都是实战的智慧啊。”

　　都是实战智慧，让白松成为一名专家；然而白松更乐于分享这些智慧，让更多的人成为专家。多年来，白松的身影不仅屡屡出现在市法院系统的医疗纠纷讲座中，还出现在市检查系统组织的民行检察官培训活动、市卫生系统组织的医务法律培训活动中。她撰写的医疗纠纷类调研论文，受到北京市高院的重视，而一篇 《论证明责任理论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应用》，洋洋洒洒数万字，得到清华大学众法学教授“极具专业价值”的好评。

　　这个北大89届的法律系高材生，拿着清华的法学硕士学位，满腹的医疗知识，在“学”、“懂”、“用”、“传”的孜孜不倦中，成长为专家法官“白大夫”。

　　　　　　　　　　　　　　铁面法官“白大夫”

　　“我不搞取悦当事人那一套，公正才是对当事人好。”白松说，“法官跟当事人的关系，该硬的时候要硬。你真对他们好，他们心里都明白。”

　　白松有点“冲”。有个80多岁的老教师来打官司，庭审时抱着儿子的遗像又哭又闹，控诉“医院把她儿子杀了”。她的小儿子长年重病缠身，还有些精神上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终在一次病发后救治无效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固然可悲，但是老太太拍桌子声声叫骂让法官无法询问，医院无法答辩。

　　老太太的代理人偷偷写信给白松，称“某某法院的院长是老太太的学生”。白松火了，“念！你方既然作为诉讼材料提交了，没什么不能公开的，你就在庭上念，让对方也听听。”代理人不敢念了。白松又说，“老人家，你一生为人师表教育过多少学生，你这样吵闹的样子和你的身份多么不符！”就这一句话，把老太震慑住了，再也没骂一句。

　　这案子原本进行过一次司法鉴定，认为院方是轻微责任，老太太不认可，白松特事特办，再走一遍鉴定程序。有必要吗？当然有，虽然新的鉴定结果与原来一致，但老太太逐渐开始理地接受。最后判决下来，老太太的请求没有完全得到支持，她黑着脸走了；7天后，老太太又带着锦旗来了。

　　“她之前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感谢我，我不让她来。谁知道她第二次直接到法院了。”白松回想起当时场景有些自责，因为老太太竟然毫无预警地跪下了！“唉，晚一把才掺住，我是真没想到她会跪下。庭审时我训诫了她，判决也没有完全支持她的请求……她说我公正。”有些时候，白松自己也觉得是不是太硬了。可是性子就这样，所以她说，“我要感谢当事人，他们理解我。”

　　　　　　　　　　　　　　贴心法官“白大夫”

　　“医疗的案子接多了，疾病、生死也看多了，有些时候……”白松说不下去。

　　有个甘肃的冶金厂工人来北京某医院检查肿瘤，因为医院操作上有过失，回到甘肃后出现腹腔大面积感染。患者的妻子向北京法院提起诉讼，非要做鉴定。医院说，“患者本身是癌症晚期，责任难以判定。更何况以患者病情，现在是否存活都不一定，能有诉讼资格吗？”

　　依照患者家属的说法，患者躺在重症病房，怎么来北京做鉴定？白松给难住了。不过她是个十足的行动派，带着一个书记员、一个法医就上了去甘肃的列车。

　　“太惨了，我胆小，白审也就没让我跟进去。据说褥疮烂得都看见骨头了。”书记员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白审出来后给患者妻子留下几百块钱。她说这钱不能算是法官给的，算是从首都来的探病的人，理应带些补品，可也不知道忌讳吃什么，所以留些钱。”

　　病人长年卧床，妻子辞了工作陪护，家里还有个才几岁的孩子，白松担心病人被迫停治，做了多少工作才动员医院预先给付部分医药费，家属感激地跪下磕头。

　　这案子最后调解了，人没治过来，但是心尽到了。

　　“其实，我愿意调解案子。调解比判决更有人情味。”白松说。

　　有个韩国人在北京一家医院剖腹产，因为大出血切除了子宫。丈夫气极了，把医院告上法庭，“中国的医院怎么能这样？！在韩国这是要高额补偿的！”

　　考虑到国际影响，白松拿到案子就开始做调解。她问，“老婆生孩子大出血，在韩国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她也劝，“你妻子为你生了龙凤胎，现在大人小孩都好，这多好啊！当时切除子宫止了血，不切除也许大人就没了。” 最终韩国人想通了、气消了，跟医院达成案外调解还撤了诉。

　　同事说，“你鉴定程序都成套地走完了，一撤诉可好，什么都白干，一点意义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韩国人给白松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是韩国礼节中表示感谢的意思。

　　医疗类案件牵着生死情仇，最难调解，患方要医院偿命的都有。可是看看白松，10年来平均调撤率竟然高达33.13%！这让审判的行家们都不得不佩服。

　　这个“白大夫”也是看惯了生死，可她的心还是热热的，她愿意调撤，她以做好审判工作的方式治病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