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了，法官持续不断地关心开导，让我们本已寒冷的心温暖起来，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我听法院的话，把精力放在大儿子和小孙子身上，领了这笔钱再不追究了，好好过日子。”近日，申请执行人祁某的母亲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王楠送来感谢信时这样说道。而被执行人杜某的母亲代为赔偿时，还主动多交了5000元利息。这是该院两任执行法官十余年真情关爱当事人、用心化解积怨的结果。

　　事情还要从十四年前说起。

　　1998年8月4日，20岁的祁某跟人发生口角进而引发打斗，被27岁的杜某击打头部致死。1999年10月20日，北京二中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杜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人祁某父母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其中1万元在判决时已付）。

　　以务农为业的杜某，在北京城镇职工年工资只有1.3万余元的1999年，根本拿不出赔偿款。杜某的父母则认为是祁某闹事在先，儿子失手伤人，不该判这么重，拒绝代为赔偿。无奈之下，中年丧子的祁家夫妇悲痛欲绝，向二中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当时的承办法官通过“四查”——即查房产、查工商、查车辆、查银行，与被执行人家属谈话、联系走访被执行人邻居朋友等途径，明确核实杜某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后，向祁某父母释明了法院的执行情况，讲明了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现实，并告知他们在发现可供执行线索后可以再次启动执行程序。得到祁家夫妇理解后，该案以终结执行程序结案。

　　案件暂时结了，但承办法官始终放不下这件事情。每逢年节，都给祁某家里打个电话，问问老两口身体怎么样，大儿子对他们好不好，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听到电话中老两口逐渐有了笑语，偶尔还主动讲儿子和孙子的故事，法官感到老两口已逐渐从失去小儿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同时，也向杜某父母详细解释了减刑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希望他们鼓励杜某悔过自新、好好改造。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案件转到了新的承办法官王楠手中，但这份关怀并没有中断。2003年，杜母打来电话：“王法官，我儿子在监狱里表现好，已经获准减刑了。我知道这个好消息后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您，多亏了您，谢谢啊！”

　　寒来暑往，两家人的生活都走上了正轨。有时祁家夫妇觉得心里难受想不通了，就给法官打个电话。在他们心中，王法官不仅是执行法官，还是愿意听他们说说话的人。每当这时，无论多忙，王楠都会耐心听完，耐心开导。因为在他心中，当事人并不因为案件报结而成为过去时，只要他们有需要，法官就有责任。

　　今年10月，王楠又一次拨通了两家的电话。闲话家常中杜母偶然提到自己搬了新家，原来的房子刚拆迁了。他敏锐地意识到杜家有了拆迁款，生活开始好转，这是动员杜母代为赔偿的好时机。于是，王楠一方面鼓励杜母继续做好杜某的帮教工作，争取早日重归社会与家人团聚；另一方面，向她介绍了祁家老两口这些年的境遇，从情感上引导她换位思考，想想自己与儿子终将团聚的幸福，再想想祁家人阴阳两隔的痛苦，提出了由杜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代为赔偿的建议。杜母说，“这些年来，每次接到您的电话既感动又愧疚，可苦于家里实在困难凑不够钱，现在生活好了，一定把钱还上；但我实在不敢面对祁家夫妇，您能不能帮忙从中调和？”第二天，杜母便把钱送到了法院，除了未还的2.5万元，还主动多带来5000元作为本案长期未结的利息。

　　时隔十几年，三万多元钱确实已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化解矛盾对法官来说责无旁贷。王楠找到祁家新租住的房屋，详细询问了其家庭现状，祁母表示，其最近身体不好，前一段因患乳腺癌刚做完手术，正在恢复过程中；祁家大儿子工作不错，孙子学习也很好，就是全家都在刻意回避小儿子的话题，每每想起总是默默掉泪，还是想等到杜某出狱后，找到他把事情说清楚，讨个公道。面对泪流满面的祁母，王楠向其详细介绍了该案执行的过程、杜某母亲积极还款的情况，并转达了杜母对祁家的歉意。祁母沉默良久，说：“这些年，我们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件事怎 么了结，我听您的。”

　　发还案款那天，因为祁家住的偏远交通不便，王楠亲自把祁母接到法院，领完案款后又送回了家。事后祁母送来上述感谢信，语言朴实无华，却为这个案件划上了最圆满的句号。

　　“法院执行，不仅仅是要给当事人执行回来钱款，更重要的是要给予他们信心和希望，给予他们更好地生活的可能。”王楠法官在自己的办案手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法官应负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不懈的努力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