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上的民事案件及其解读
——电影《最长的拥抱》中的法律问题与艺术表达
2012-10-23 10:48:20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王彦霞
  电影《最长的拥抱》2012年9月初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创意奖”载誉归来,10月12-17日在北京进行公映,即将在全国大中城市首映。王彦霞作为电影《最长的拥抱》第二编剧、终稿编剧,十分感谢投资方中盟世纪公司、导演杨亚洲为代表的制片方及所有为此片付出努力的人,否则自己的亲身经历就不可能与观众见面。影片通过“小章子怡”童瑶“饰演的莫小北与“达人秀”冠军、“无臂钢琴师”刘伟饰演的宫平(谐音)及其开公交车的司机妈妈田秀丽(倪萍饰)无偿援助福利院残疾弃儿的故事,为社会传递了“正能量”,重点塑造了处于人生困境中的莫小北置身于法律的边缘,虽遭遇不公平、但仍坚守做人的底线且坚信法律公平的形象。《中国电影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等平面媒体,中国广播网、中国新闻网、中华网、央视网等网络媒体及香港青年电视台等众多电视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一、影片中的案情

  (一)案件起因

  影片中人物的悲剧,起因于小北在读大学期间与京剧演员宋若斐签订的一份合同。宋若斐虽为男士却唱旦角,妻子性格比较强势,夫妻间阴盛阳衰的关系,使原本应该处于合同平等地位的甲乙双方在开始时就出现对小北不利的局面,再加上中介收取了宋若斐夫妇的佣金,为了促成交易而欺上瞒下,一旦合同签完、收了佣金之后,再找他时就推三阻四,使甲乙双方原本简单的法律关系因中介的不作为、宋妻的不讲礼及宋若斐夫妇对合同意见不一致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致使小北走投无路,几次自杀未遂之际巧遇宫平,在处理自己合同纠纷的同时无偿援助福利院的残疾弃儿,完成了心灵救赎的过程。故事以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开始,到一个巨额的刑事案件结束,不但小北与宫平感叹“我们没有犯罪,但我们怀着一颗自守的心”令人深思,而且宫平妈妈因受刺激导致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公交驾驶员的岗位上,成为“最美司机”的缩影。案情的发展牵动着观众的心,也体现出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

  (二)中介的存在与作用

  当今中国,“全民经济”的社会现实使金钱效应得以凸显,只要有机会,就使劲“捞”一把,并因能够“捞钱”的可能性及金额大小而显出了某种行业效应。中介,是近年兴起的“快速捞钱”、“团队捞钱”职业之一,因为他们的存在,社会经济活跃了,但因为他们的职业特点是以促成交易为目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是否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则往往会被忽略,伦理道德、精神情操、友谊关爱等在人与人之间显得越来越淡漠,因此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本片中,宋若斐夫妇请的中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把中介费赚到手,里应外合,声东击西,完全不顾及处于弱势地位的莫小北的基本生存权益,最后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虽然终版影片没有中介的镜头,但他们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起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

  (三)合同的履行

  小北虽然表面上是超过18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但她从江南水乡农村通过考试来到北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验,被中介忽悠并在合同上签字之后,她以为签了之后就要好好履行,没想到宋若斐夫妇会因宋妻的多虑而变卦,更没想到自己会钻进他们设的“套”里,不仅丢了学籍,无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而且鸡飞蛋打,身败名裂。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为什么中止、能否继续履行、为什么让小北独自一人承担所有恶果等问题,让观众产生了深深的兴趣,使他们在感叹小北命运不公平的同时,因潜移默化地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提升了法律意识。

  二、从案件到影像

  (一)通过剧中案件反映当代现实

   影片中的假孕妇肚子、假胚胎照片、假绿色植物、假残疾人士等等,是对当今中国假货泛滥、造假成风现象的批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当然是必要的,但从社会规律来说,GDP的增长可能会“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只关注经济效益,忽略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此情况下,法制文化是否能对人们产生作用及产生多大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影片中出现的警察形象、最高人民法院背影及小北在“没有犯罪”情况下决定去自守的情节,体现出广大普通民从对法律的敬畏、依赖及信念。

  (二)剧中案情的跳跃性

  1、剧本中的人物没在电影中出现

  《最长的拥抱》为了巧妙地拍摄一个案件投入1000多万元人民币,还不算投资最大的,并且通过植入广告、贴片广告等方式回收成本的同时回收了成本,在获得国际大奖的同时,又在2012年国庆档国产影片中写下了厚重的一页,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影视剧的创作与拍摄,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行业,为了控制成本,画面上的故事如果能用一个人说清楚,就尽量不会让第二个人出现。本片的中介没出场却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处不在,原因正在于这里。类似的“潜在人物”,在很多作品都有运用,比如《浪漫的事》中爸爸已经去世,挂在墙上的照片却使爸爸的影响无处不在,不但妈妈每次进屋都要与“老伴儿”打招呼,三个女儿宋雪、宋雨、宋风找对象的标准也纷纷定在了“跟爸爸一样的”;再比如《红高粱》画外音里喊“我奶奶”的小男孩儿、《泰坦尼克号》里以第一人称“我”进述沉船故事的女一号等,都是重要的“潜在人物”,他们如同本片的中介一样,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2、撞头情节的去留

  剧中案情最触动人心的,是宫平与小北逃亡结束回到北京,在大街上巧遇宋若斐时他提出“又给小北准备了一份新合同”,这时响起了跟小北在接宋若斐电话时哭诉“你想放进去就放进去,你想拿出来就拿出来,你认为有钱就什么都能干啊?……”时同样悲壮的音乐,只见宫平后退十几步,攒足了劲,拿头朝宋若斐撞去,导致血肉模糊,在衬托小北的悲剧命运同时,表达了宫平对小北与宋若斐之间不公平的合同关系的无言控诉,撞头的起因、过程、细节一一展现,使很多观众潸然泪下。

  除此之外,拍片时还有一场很精彩的撞头情节:宫平妈妈因小北的案子及受到牵连的儿子十分无奈,曾经以头撞钢琴,很多媒体对此进行反复报道,称倪萍以往拍戏往往不超过3遍就能通过,这场撞头的戏却连续拍摄了13遍都没通过,使她不得不对媒体感叹“自己都不明白为何要达到真实的效果就要如此拼命”, 但影片在播放时没有把这场戏呈现给观众,是因为撞得不够真实?还是担心对观众造成太强的视觉刺激?是拍完编辑的时候没有保留?还是最后审片时被剪掉了?不但观众看不出来,作为编剧也对宫平撞头的戏被保留而他妈妈撞头的戏却被剪掉有一些疑惑。还有,在《最长的拥抱》拍摄过程中,媒体多次报道“倪萍把童瑶打出淤青”,称倪萍亲口说“我第一天和童瑶拍戏就真打她,把童瑶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到最后上映时,也没有这一镜头。诸种情况,使影片有一定的跳跃性。以上都是为了避免对观众造成过于强烈的视觉刺激而产生负面效应。所以,观众对案情的某些发展环节可能感觉不太连贯,需要借助想象才能串起来。尤其是对于某些纪实类案件的拍摄,若过多地展示血腥、暴力或其它不宜于观众欣赏的画面,就可能对观众特别是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广电总局于2004年就出台了《关于严禁涉案剧、反腐剧在黄金时间播出的通知》,不但规定了播出时间,而且规定要严格把握拍摄案件的“度”;不但在审片时要求主创人员把已经拍完的成片中某些镜头剪掉,而且把剪后案件仍然过于暴露的片子做出不予播出、或即使播出也要移出黄金时间之外等决定,既保护了观众的收视效果,也保证了案件被艺术化、巧妙地加以传播。

  三、曲折反映现实,构建和谐社会

  (一)因影视影响力巨大,反映案件要有技巧。

  艺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影视作为综合艺术,因其对声、光、电、多媒体等高科技的充分运用而成为影响力最大、传播最为迅速的媒体,正是因此,为避免对观众造成太强的视觉刺激,影片反映现实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反映案件,一定不能是平铺直叙的,而是要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心理和“老同志”的审片习惯,虽然不必再像鲁迅先生当年为了发表文章抨击时弊而换了数百个笔名,但有时候仍需像他当年说的那样采用某种“曲折隐晦的笔法”,《最长的拥抱》正是如此反映现实的。这不仅是在当今文化背景下弘扬法制文化的需要,也是在“泛媒体时代”切实保证观众受到教育、影响和引导的需要。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佳作,不管是直接干预现实还是间接反映现实,都必须是艺术表达比较巧妙的作品。

  (二)因文艺影响力持久,塑造人物要有分寸。

  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文学艺术就像头发。很多人即使是大秃瓢也能健康地活着,只是个美观问题。不过你看那挖出的上千年的古墓,连骨头都成泥土了,唯一存下来的是头发”。此言道出了文学艺术对社会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多么持久,比起纯文字的文学作品来说,影视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生动,当然也更为持久,甚至能使作品的主人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历经千百年而代代相传。《最长的拥抱》的成功在于,它不像,《纽伦堡大审判》那样通过法官直接表现法律,也不像《律政俏佳人》那样通过律师间接表现法律,更不像《红蜘蛛》那样通过警察与罪犯的零距离接触表现犯罪的细节,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表现老百姓被卷入法律事件之后的遭遇,通过小北、宫平及其妈妈命运的改变,及最后他们三人一死、一伤、一自守的结局,反映了底层人民生活的无助及对法律的向往。影片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刚刚获得的国际奖项,更在于观众的感动;不仅在于当今,更在于未来。

  总之,“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最长的拥抱》中的案情,包括陷入合同风波、被迫中止合同、陷入圈套、撞头、自杀等,都是我作为编剧的亲身经历,虽然为此一夜间白了头,但也感谢对方给了我创作的机会和素材,正因为经历过,写出来才感人。此案能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说明法律最终应该是公平的。作为高校教师,我有责任、也有义务通过艺术化的手段传播法制文化,力所能及地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薛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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