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中国法官，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域名争议的解决机制》。”

　　“中国？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金发碧眼的英国教授耸了耸肩，无奈地摇了摇头。

　　十年前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姜颖的心。

　　那一刻，姜颖明白，作为一名法官，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她代表着国家司法机关；在外国人面前，她代表的是中国司法的尊严和中国法官的形象。

　　也是在那一刻，姜颖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审理的案件，让外国的当事人及司法同行们真正看到中国司法的发展与进步，领略到中国法官的素质与能力。

　　工科出身的知产法官

　　高挑清秀，白皙文静，一张笑意盈盈的脸上架着副精致的细框眼镜，这个看上去有些娇弱文气的女法官就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姜颖。

　　1968年，姜颖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一个普通家庭。做售货员的母亲虽然没有太多文化，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姜颖很小的时候，她就曾告诫姜颖：“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也许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姜颖一生的座右铭。

　　高中时期，文科成绩一向优秀的姜颖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却选择了理科，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沈阳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本可以成为一名工程师，大学期间学校组织的一次实习却改变了这个倔强的女孩对自己人生的规划。面对车间嘈杂的环境，姜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就在她对自己的未来最茫然的时候，机会来了。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知识产权法专业双学士，要求报考的学生有理工科背景。

　　在当时，知识产权法是一个新兴学科，又不会使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荒废掉，姜颖经过认真考虑报了名。1994年7月，拿到工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双学位的姜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市一中院。当时，该院知识产权庭刚成立不到一年，姜颖无疑是入选知识产权庭工作的最佳人选，就这样，她成为我国最早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一名拓荒者。

　　勤奋好学的姜颖很快成了庭里的骨干，2001年，经过重重选拔，姜颖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全国6名被派去英国深造的法官之一。一年多刻苦学习后，姜颖不顾朋友和同学的好心相劝，选择了全校最为严格的教授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辅导老师。虽然之前就听说过很多学生都“折”在了这位教授手里，自信的姜颖却没有退缩，她要给自己一年来的学习一个“交待”。

　　“中国？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

　　没想到，第一次向教授介绍自己，就遇到了如此尴尬的场面。

　　姜颖下决心要把毕业论文做好，要让外国教授看看中国学生的实力。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成绩：“良好”。

　　“虽然只是‘良好’，但他对我说，这是他近几年见过的最好的毕业论文。”姜颖说。

　　毕业后的一次宴会上，教授拉着姜颖，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她是一名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法官。”

　　看着教授骄傲的样子，姜颖会心地笑了。

　　23页判决书，树起中国知产保护新形象

　　回国之后，姜颖很快投入工作，出色地审理了大量疑难知识产权案件。至今，她审理的1400余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中，没有先例可循、审理难度大、国内外关注度高的涉外疑难、新类型案件就有400多件，并且没有一件错案，没有一件涉诉信访。她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反向假冒也是商标侵权行为的具体类型”、“受理不侵权之诉三要件”、“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使用构成商标侵权”等观点，填补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多项空白。

　　说起姜颖办的案子，就不得不提她2006年审理的“中国客车侵权第一案”德国尼欧普兰汽车公司诉盐城中威客车有限公司、中大工业集团公司和中通星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侵犯客车外观设计专利权一案。

　　尼欧普兰公司是国际知名的汽车生产企业，尤其在欧洲具有广泛用户群和影响力。该公司认为其享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大客车外观设计被被告仿造、出售了，于是，开出了4000万元的天价索赔额。

　　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国外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颇有微词。这一次，中国是否能够切实遵守世贸规则，是否能够平等保护国内外主体的知识产权权利？此案立案伊始就备受国内外关注。

　　姜颖深知此案的分量和身上的责任。她潜心学习汽车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分析研究国内外关于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案例，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反复论证。按照审理程序，法官可以依据原告提供的照片证据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为了保证事实确凿无误，姜颖组织当事人到北京郊区一处停车场对涉案客车进行实物比对察看。

　　六月天，顶着炎炎烈日，姜颖在空旷的停车场围着大客车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点一点找相同，一处一处抠差异，再请双方认定，两个多小时下来，汗水已经湿透了姜颖的后背。

　　23页，一万两千多字的判决书中，姜颖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地列出了20余处重要相同和近20处细微差别。最终，法庭判决被告行为构成侵权，赔偿原告2000余万元。原本心存疑虑的原告公司代理人拿到判决书激动地说：“中国法官好样的！”

　　“你就是姜颖？那个审理尼欧普兰汽车案的法官？”

　　2009年3月，姜颖随北京法官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座谈会上，几名日本学者认出了姜颖。

　　“在日本，我发现很多专家对这个案子都很了解，他们甚至能够说出判决书中的很多细节。”姜颖的嘴角挂着一丝自信的微笑，“他们说，该案的判决表明了中国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增强了日本人在华投资的信心。”

　　“这些年，姜颖审理的涉外名案不胜枚举，‘法拉利’案、‘保时捷’案、‘爱普生’案、‘菲利浦’案……几乎每一起案件都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关注焦点，而每一件案件的审理，姜颖都凭着高水准的司法水平、丰厚精深的法学功底和令人信服的公正裁断，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同和赞誉。”北京市一中院政治部主任马立娜说，“如今，无论在国内知识产权司法领域，还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界，姜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或者说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知识产权法官的形象代表。”

　　一万六千字，让胜败皆服

　　“姜颖法官，我简直不敢相信，您在判决中对我的专利的论述论证，居然比我这个发明人还要透彻到位。面对微软这样的外国大公司，我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强大不可侵犯的，这是我坚强的后盾和保障。”

　　这是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郑码”输入法专利权利人郑珑写给姜颖的信。

　　微软在其发行的软件中运用了与“郑码”输入法相似的中文输入法，郑珑认为微软的行为侵害了其专利权，将微软告上法庭。为了对抗郑珑的诉求，微软公司向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确认“郑码输入法”专利无效。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经审查裁定驳回了微软公司的申请。

　　2009年春，微软公司认为被告维持“郑码输入法”专利有效的裁定是错误的，将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告上法庭。

　　汉字输入法的技术和原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就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单单那些字型拆分、字根排列、区码字符、位码字符等专业术语，就已经让人望而却步，更不要说对其方法的原理、规律等进行技术性分析。

　　如何准确判断“郑码输入法”较之于其他输入法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姜颖凭着苦学深思、钻研较真的韧劲，一遍一遍仔细研读专利说明和专利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足足一米多高的证据材料，看不明白的地方她就把郑珑和微软公司技术人员叫来，听他们解释。

　　最终，法庭判决微软公司败诉。在一万六千余字的判决书上，姜颖从专业的层面全面分析了“郑码”输入法的新颖性、创造性，并从司法的角度，认真分析了对“郑码输入法”专利的效力进行确认的依据。拿到判决书，微软公司代理人由衷信服：“这份判决说理清晰，简直无懈可击。虽然败诉了，但这件案子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有力有效的。”

　　“法庭上，我用郑码技术的本质对微软公司提出的质疑逐条作出反驳，我当时真担心姜颖法官会听不明白我的反驳内容，因为毕竟涉及的是郑码编码规则这种太专业的问题。”郑珑回忆，“可是当我看了判决书后，我觉得姜颖法官的判决书写得太好了！不但在知识产权法的层面上将判决意见写得明确，而且在相关专业知识层面上也做出了清晰、准确的分析。我想，可能是姜颖法官的判决书写得滴水不漏，使得微软方没办法再做进一步上诉。”

　　完美判决书的背后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还会涉及很多繁冗复杂的国际条约，因此，写出一份既有高超的专业水准又很通晓易懂的知识产权判决书十分困难。但看过姜颖撰写的判决书的人，却无不为之折服。然而，谁又知道，这每一份堪称完美的判决书背后，姜颖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心血。

　　“在大家眼里，姜姐永远都是那么神采奕奕，笑意盈盈，不了解她的人根本想不到，这么多年她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和折磨。”说起姜颖，北京市一中院民五庭法官穆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1995年，也就是姜颖进入法院的第二年，由于长期“5加2”、“白加黑”高强度的工作，姜颖开始觉得全身疼痛，尤其是下楼时，仅仅几级台阶，就能让她疼出一身冷汗。

　　“开始不知是怎么回事，吃了一段止痛药。后来发现拇指的关节变得肿大，去医院作了详细检查，是类风湿。”姜颖说。

　　类风湿是一种目前医学仍无法根治的免疫系统疾病，发作时全身关节剧痛，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坏死，严重的会失去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

　　十几年来，姜颖就是忍着这样无法想象的剧痛阅卷、开庭、写判决，止痛药成了她随身必备的物品，每次开庭前，她都要吃上一片。如今，她的十个手指都已经变形，手腕和肘部都已经无法弯曲，拿笔写字对她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在现在有电脑，我还可以打字。”姜颖淡淡地笑了笑。

　　“姜姐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过她的病情。”穆颖说，“有一次，下楼的电梯里挤得满满的，我劝她走楼梯下去，她却坚持要等电梯。我很奇怪，就一层楼为什么不肯走下来，后来熟悉她的同事告诉我，她不能走楼梯,尤其不能下楼。我这才知道,她是一名类风湿病的患者。”

　　“这病不发作时没什么，我觉得没必要让大家都知道，但它发作起来还真是挺疼的。那时下班回家，下了公交车还要走20分钟的路，路不算远，但对我来说却挺煎熬的。有一次，实在受不了了，我想打摩的回家，老公居然还说我娇气。”姜颖的嘴微微撅了一下，露出一种小女人的委屈，“不生病的人永远无法理解，能够正常走路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这种病要多休息、多静养才能有效控制病情，可姜姐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个病人。”穆颖回忆起2009年的一起案件，“唐山人人医药网在百度上开通了竞价排名服务，取消该服务后，该医药网发现在百度自然排名中也找不到自己的网站了，于是将百度告上法庭。当时我是姜姐的书记员，我记得她开了整整一天的庭。因为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她还请来专家辅助人员出庭，庭审笔录我就记了50多页。开完庭，姜姐撑着桌子很吃力的站起来，就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她已经是满头大汗，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忍着痛把庭开完的。”

　　“判决结果最终驳回了原告请求，判决书姜姐改了好几稿，足足两万多字。”穆颖说，“学界对这份判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很多兄弟法院和高校教授都来要这份判决书，我记得一共加印了30多份。”

　　“姜姐常说知产审判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影响一个行业的发展方向，所以知产审判无小案。”北京市一中院法官许波说，“民庭法官都是抱着案卷去开庭，审理知产案件，我们常常要推着案卷去开庭，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姜姐身体不好，却从没有因此降低过对自己的要求，她常说，‘判决书要做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不太有名的‘小’案子，临宣判前姜姐整整开了两天的庭，我经过校对，认为事实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已经无可挑剔了，就先送印了。没想到宣判的头一天晚上，姜姐又进行了校核，发现判决书中当事人‘某某有限责任公司’，写成了‘某某有限公司’。”北京市一中院民五庭法官袁伟说，“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叫来让我重印，我认为不会造成混淆或者不一致的情况发生，建议别再印了。姜姐低头想了想跟我说，‘咱们法官平时不准备名片，咱们的判决就是自己的名片，这个名片不是靠印刷精美或者职务高低来评判的，而是看你的判决是否响当当、硬邦邦，你愿意在自己的名片上落着一粒污点吗？’”

　　袁伟说：“后来判决重印了，名片意识也一直影响着我，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