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法制条件下，对人身损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即抚慰金的赔偿，已经成为普遍的制度。凡是在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受到人身伤害，造成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近亲属，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请求赔偿抚慰金，填补因为人身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法官斟酌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抚慰金金额，既对受害人进行精神上的抚慰，也对加害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并警戒社会，防范侵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精神损害；侵权；赔偿

　　引言

　　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课题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关注。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还不详尽，保护范围过窄，许多案件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导致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这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制要求。因此，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已是大势所趋。

　　一、关于精神损害问题

　 （一）何谓精神损害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精神损害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精神，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不法侵害，致使受害人的人格受到非法的侵害，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不法侵害人对这种损害所造成的后果，要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公民的“四种人格权”，没有包括生命健康权等人身权。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这里精神损害，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即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即知觉丧失与心神丧失。[1]

　　（二）我国学者对精神损害概念的看法

　　一般将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前者指的是所有金钱与物质上的损害，例如商业利益的丧失或医疗费用的支出，后者包含了所有不是发生在个人的金钱或物质财产上的损失，例如肉体上的痛苦或感情上的伤害。作为金钱上的损失，前者能够用金钱加以计算，尽管有时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这种计算必定是粗略的。然而，后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金钱不是作为其他金钱的替换品，而是对其他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的替代：这是法院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2]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大陆学者尚未达到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上的精神损害概念系指不法侵害他人人格权，受害人因此而蒙受的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痛苦。”[3]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是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的人身权，造成的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和减损。” [4]

　　第三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两个方面，损害是非财产损害的一部分，非财产损害除了精神损害之外还包括死亡、人身伤害、社会评价降低等。” [5]

　　第四种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只能理解为精神活动因不利影响而造成的不良状态，和‘非财产损害’‘人格损害’含义不同。精神活动的任何不良状态，都属于精神损害。因此，精神损害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忧虑、焦急、失望、绝望、沮丧、抑郁、悲伤、恐慌、烦恼、怨恨、愤怒、痛苦、麻木，等等。”[6]

　　 综上理论，对精神损害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两方面的损失。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本文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较狭义学说更为全面、合理、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维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加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需求，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三）现行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在法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对精神损害这一非财产性损害的赔偿，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非财产赔偿。而综观相关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其特点，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更为合适。因为：

　　 1.《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害。所以，从法律规定上讲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财产赔偿责任。

　　2.《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可以作为精神损害的救济方式。但这只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与赔偿并无关系，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只有通过财产的方式才能得以落实。

　　3.精神损害确实属于一种无形的损害，但这很难用金钱等有形财产来体现；所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中，金钱赔偿无可厚非才是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损失的最好方式。在民事侵权法赔偿理论中，平服和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所以将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财产赔偿责任最为正确。

　　二、如何建立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司法建议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的，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赔偿。国家赔偿有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但国家赔偿仅限于当事人的物质损害，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自《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来，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争论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当今，很多人都认识到，精神损害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民事法律关系领域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等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是极不公平的。

　　第一，国家必须正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

　　第二，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理障碍。虽然有人认为国家侵权和个人侵权有所不同，但是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的主体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认为公民侵权应承担责任，而国家侵权则以国家的身份自居而免责。事实上，国家侵权所给公民带来的危害，不比公民侵权的程度低，甚至更为严重，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更会危害到国家社会、政权的稳定。所以，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不仅是一般的法律赔偿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他们认为，不是国家权力产生了公民权利，而是公民权利产生了国家权力。所以这些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公民，对公民权利受到的损害可以视而不见。其实，他们恰好颠倒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意识不到国家对其给公民权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的重要意义。

　　第三，国家对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存在特殊的操作上的困难。国家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和公民侵权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在操作上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可以使用相同的规则。当然，其中的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

　　（二）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1.立法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客体不够全面

　　我国立法对精神损害的保护客体不够全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任何权利问题都具有历史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侵权法的整个历史显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些被认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此之前通常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受到保护的利益以后会受到保护，现在的保护不够完善的，以后会受到立法全面具体的保护。所以，必须通过总结司法判例而完善保护客体。

　　第二，立法规则本身不全面。作为成文法，具有其确定性的特征，为了保证立法的科学和正义，应当列举更多的规则，但由于立法者本身思维的局限性使得不肯能把所有的规则都列举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得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方面新问题层出不穷，由于精神损害本身流动性较大，立法无法及时与之相适应。

　　精神损害赔偿客体范围的设立和实施应采用以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和司法实务创造性运行相结合的模式，并借助司法解释适时对法律的具体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尽量避免执法的随意性。我们在主张司法实务创造性运行的同时，强调这种创造不能违背《民法通则》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个案公正。

　　2.明确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

　　增加公众反映激烈的隐私权、休息权、环境权、知情权等普遍认可的权利，并将之与现有的权利客体一并以例示方式在规范性文件中予以规定。此处需强调的是例示，而非现行的列举方式。现行的法律规范以列举的方式界定客体，范围受限，不能适应及时、全面救济受侵害权利的需求。因此，采用例示方式，以便留下适度空间，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妨明确公序良俗违反的标准，即受害人因他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善良风俗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则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方法有以下三方面好处：其一、《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解释》第三条亦规定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等，死者近亲属可请求赔偿，因此，这一标准的确立，是对已有法律法规精神的承继与发展；其二，可避免判断标准不一带来的执法不统一；其三，可防止因客体范围的过度扩张，致使人们行为之自由受到过分的限制。

　　3.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为了全面我国的法律制度与体系，应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尚未规定基于违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从实践中来看，应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1）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在云南李某等12人诉云南某旅行社旅游活动中违约，减少旅游景点赔偿纠纷一案。原告李某等12人利用国庆假期，参加被告云南某旅行社组织的海南7日游活动。被告在其广告上称游览景点有12处，但游览开始之后，景点仅有8处，且住宿条件极为恶劣（男女6人混住一室）。于是原告诉诸法院要求返还全程旅游费、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费及重游未观赏4个景点之误工费。法院只支持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退还部分旅游费。法院认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本案的这种情况下，虽然被告的违约给原告会带来一定的精神上的不愉快，但并不构成民法通则所指的精神损害，所以原告这方面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被告的违约行为不仅使原告失去了应有的精神享受，还使原告在旅游途中遭受了精神的痛苦，仅仅退赔部分旅游费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原告在履约过程中并未受到财产损害，无法依据当前法律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所以，通过此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因为：

　　第一、违约行为确实可能导致精神损害，有时甚至是巨大的。这些精神损害有些是由于违约过程中的侵权行为，有些是违约行为直接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不承认违约责任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仅仅依靠侵权责任的规定，寻求精神损害赔偿是不能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举证责任、过错责任、举证时效、赔偿范围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违约产生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受害人只能寻求侵权的救济是不能完全保护受害人利益的。

　　第三、对于违约中的精神损害是否给予赔偿，法院的判决极为混乱，给予赔偿的判决往往法律依据不足，不给予赔偿又显得判决结果有失公平。

　　第四、法律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阙如，在现代社会显得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法律应加快关注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确认对某些特定的违约引发的精神损害给予物质赔偿，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

　　（2）我国确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第一，确立对违约精神损害给予赔偿是一般原则。在存在精神痛苦的情况下，如果这一精神痛苦是由违约直接引发的，是违约的必然结果，那么，对这种精神痛苦就应该给予金钱上的赔偿。

　　第二，制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原则。对违约中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也应有所限制，毫无限制的精神损害赔偿，动辄要求巨额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不利于交易的进行。 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由于违约直接引起的，如果只是在违约的过程内出现而并非必然在违约中产生的，就不应该要求违约方给予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 如果精神痛苦只是轻微的，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也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合同法规定受害方有义务尽可能地减少所受到的损失，受害方不履行此义务的，增加的损失由受害人自己承担。因此，受害人遭遇精神损害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将精神损害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赔偿当然也就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 要求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双方当事人必须在签约时能够预见违约将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这种预见并非现实的预见，而是依据通常的分析，应当预见精神痛苦的发生。 根据合同法理论，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过错时，违约方承担的责任要与受损方的过错相抵，减少赔偿责任。在精神赔偿上也应如此，一方的过错当然地减少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应是一般原则，凡受到精神损害都可能获得物质赔偿，究竟能否获得赔偿，则要看其是否在限制原则之内。只有不在限制原则之内的精神痛苦，才会最终获得赔偿。

　　4、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适用的主要局限在于其适用仅仅限于民事领域，而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均采取回避态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不仅应体现于其所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其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日趋合理上，更应体现在其所适用领域的不断突破上。目前，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涉及的赔偿基本上适用《国家赔偿法》，或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

　　第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刑事、行政领域中已建制度并无冲突和矛盾。 从赔偿范围来看，《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而法律又规定，此条中的合法权益不包括受害者的精神利益，即《国家赔偿法》仅赔偿财产损失，而不赔偿精神损失。从赔偿主体看，根据《国家赔偿法》，赔偿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在刑事和行政领域，赔偿主体是侵害受害人的公检法机关，或是侵害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机关；而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则不然，在刑事领域，受害人既可向侵害其精神利益的国家机关提出，亦可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如果二者对受害人都有精神损害，应赋予受害人向双方提出赔偿的权利。在行政领域，侵害受害人精神利益的可能是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可能是行政复议机关，也可能是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机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都不会和《国家赔偿法》相重复、相矛盾。

　　第二、刑事、行政附带民事赔偿具有局限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规定了民事救济手段，“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从中可见其救济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失，而对于精神损失未有提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仅仅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其也仅仅救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并不包括精神损失。在民事审判领域，我国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那么在行政审判领域，当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受到行政侵害而产生精神损害时，作为以保护权利主体人身权利为己任的国家，当然更有责任对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综上，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已建制度两者并不矛盾。

结语

　　法律应当与时俱进，理应给公民人身权益造成精神损害进行赔偿，顺乎民意，顺应潮流，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唐德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 Harvey Mcgergor, Mcgergor On Damages,16th.ed. London,Sweet & Maxwell (1997),25.

[3]胡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

[4]杨立新、薛东方、穆沁：《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5]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92 页。

[6]李锡鹤：《从财产、人身、精神之关系论精神损害赔偿——兼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依据》，载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编：《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2002），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111 页。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