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等等，别走那么快，你的购房合同书忘拿了”，中年汉子从办公室追了出来，高分贝的声线把一位年轻人拉了回来。

　　响亮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有几间办公室法官探出头看了一下，又很快合上了门。

　　“谢谢武法官，从你这里知道了购房应注意的几个重要事宜，一高兴匆匆走人把合同书给落下了。”年轻人转身回来拿走了合同书。

　　“好好过日子吧！”，临别时，中年法官拍拍小年轻的肩膀，送他出了门……

　　　　　　　　　　一次“高调”的会见

　　年轻人叫韩正，江西省抚州市某社区医生。中年法官叫武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韩正找武法官是为了咨询购房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这也是他与武法官的第三次见面。

　　韩正第一次接触武法官，是去年的一场离婚官司，争议的内容也与房产有关。

　　2009年，韩正与毛某喜结连理，并借用毛某姐姐的房子进行简单装修后，作为新房入住。

　　去年，两人闹离婚，因装修款问题产生分歧：

　　男方提出，自己出钱装修，并提供了购买装修材料的部分单据作为证据。

　　女方认为，装修款是她们出的，韩正只是负责购买材料而已。

　　因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男方请求，韩正很快提出了上诉。

　　韩正觉得，自己很冤，对方太不够情义，连自己出钱装修的事实都要否定。

　　几天后，韩正找到武法官，将一大摞装修材料单据往他面前一摊：“这么多证据还不够吗，还无法证明‘我出钱装修’吗？”

　　“证据不是讲究量多，而是要形成一定的证据链。”

　　武凌请韩正坐下后，递过一杯茶，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了证据规则的一些规定。

　　武凌的话，韩正有些似懂非懂，更主要的是，他还觉得对方的声音很怪：低沉而闷着，好像藏着什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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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分钟过去了，韩正逐渐明白：“自己证据不足”，但他还是拧不过这道弯来。

　　他涨红着脸，一拍胸脯：“我也是来说理的，我就是证据。”

　　“法院办案最讲证据，但这边结婚，有男方装修房子的习俗，我会尽力做工作的。”武法官声音突然蹦高了，也清澈了许多。

　　那一刻，韩正突然明白，武法官一直在压着声线跟他说话，这才是他的原声。

　　等韩正第二次见到武法官，已经是他与毛某来法院签下调解协议的时候。

　　期间，武法官打过他几次电话，告诉他对方已认可装修房屋的事实，征求他的调解意见。

　　韩正清楚地记得，签下调解协议后,他跟武法官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谢谢”，而是要求武法官别太为难自己，正常说话就行。

　　采访中，笔者注意到，每次开庭调解，武凌入座审判席后，都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卡片，拽在手心，然后，将手平放在审判台上。

　　调解过程中，他偶尔会微抬手掌，快速地扫一眼。

　　庭后，笔者笑问武凌：“开庭也作弊呀。啥好东西，神神秘秘的？”

　　武凌掏出这张小卡片，上面清晰的印着八个字——注意声音，放缓语气。

　　“办案时，一股脑儿憋着气说话，的确有些不习惯和难受。有时，自己也有急的时候，声音怪吓人的，当事人还以为是在对他发脾气。”武凌摸了摸自己的头，憨笑着向笔者坦言：

　　很多当事人都用“大嗓门”来形容武凌，他们又觉得，这样的法官说话在理，声音大点都能接受，法官也讲真性情！

　　领导和同事给了武凌一个这样的评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有时，在一楼说话，楼上都能听到。

　　武凌的妻子杨九云更是笑言，当年就是被武凌的一首《我的太阳》给哄来的。

　　　　　　　　　　一位爱逗人的法官

　　2011年11月11日7点，天气阴冷，薄雾起，武凌匆匆扒了几口粥，和妻子打了个招呼，拿起两个馒头就要往单位赶。

　　到了办公室，武凌打印出了一份调解协议。

　　之前，为了这起案子，武凌已连续几天做了大量工作，并约好今天上午签订调解协议。

　　8点30分，第二审判庭，当事人如约而至，笔者以旁听群众的身份坐在旁听席上。

　　法庭上，当书记员将调解协议让双方签字时，保险公司突然反悔，该公司副经理严冬莲一口咬定赔偿数额过高。

　　几秒钟的停顿后，武凌微笑着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还愿意接受调解？”。

　　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武凌让保险公司先陈述新的调解方案。

　　严冬莲没有提出调解方案，而是谈了一些异议，其中一点，原告刘志忠父亲只有59岁，未满60岁不能算丧失劳动能力，无需支付扶养费。

　　看到对方当庭反悔，刘志忠脸色刷的一下变了。当听到对方否定父亲扶养费时，这位年轻泥工急了。

　　他站起身来，大声反驳：“最近几年，我父亲行动不便，没有下地劳动，你们也知道，他差几天就到60岁了。”

　　“你父亲差几天到60岁，就是差一天也是差，而且，你误工费也算多了……”，严冬莲强调：

　　刘志忠眼眶有点红：“严经理，你们有过几天几夜没合眼的经历吗？现在胳膊伤愈，双手也只能举到齐耳高，更举不起重物。”

　　当事人声音在不断走高，语速也在加快……

　　因为笔者事先听武凌介绍过案情，出现了这样的情景，让笔者感到，一切仿佛回到原点，以往平息的争议焦点再次提到桌面上。

　　“声音大不一定代表有理，对吧！这是法庭，别习惯性的pk好吗？”武凌咳嗽了两声，现场变得平静。

　　“法律上没有规定，农民要过了60岁才算是丧失劳动能力。”，武凌进一步释明，谁会为了几个扶养费，反复强调自己老爹丧失劳动能力？

　　“对方确实没有证据呀？硬扛下去，对双方都不利吧！”田律师看着刘志忠说话。

　　“好吧，我让出10000元吧，行吗？”刘志忠沉默了片刻，主动提出。

　　“让1万4吧，我们也很为难，要不让武法官做个中！”，严冬莲说：

　　“就1万1吧，今天是世纪光棍节，也算是共庆吧！”武凌的一声调侃，让大家笑出声来。

　　见双方无异议，武凌就其他争议内容组织新一轮的调解……

　　8点55分，双方当事人在新的调解协议上签字。

　　整个调解过程，平和而轻松，没有出现过争吵的情景。

　　“草根”、“pk”、“别来法庭打酱油”、“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

　　一些时尚而幽默的话语从武凌嘴里蹦出来，恰到火候的运用，让有时紧张的调解现场变得活跃起来。

　　武凌告诉笔者，通过前几次的沟通和攀谈，他知道当事人都很喜欢唱歌，而且，属于pk型的。

　　“他说话在理，好理解，又幽默，会维护双方的利益！”像刘志忠、严冬莲一样，除了嗓门大外，这是武凌留给很多当事人的第二印象。

　　在同事和亲友眼里，武凌并不健谈，但一旦进入调解工作，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语。

　　“我也不知道，突然就蹦出这么多的台词？”，对于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巨大反差，武凌自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走进武凌的办公室，几本工具书叠放在桌子右上角——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廖美珍《法庭语言技巧》……数百页的书边，大都微微泛卷。

　　生活中，武凌有个习惯，只要在家里，每晚23点18分，他都会准时收看广西卫视《壹周立波秀》，有时，还用笔记录一些精彩的段子。

　　“老爸是铁杆立波迷，有时，到播出时间了，还会和我争抢电视遥控器。”武凌的女儿武杨琦指着客厅那台29寸康佳球面电视向笔者透露。

　　　　　　　　　　一场临时的“生日宴”

　　头发微卷，皮肤黝黑，缩肩，一只手插在裤包里，一只手袖子空荡荡……黄学年出现在笔者眼前。

　　说起近年来的情况，黄学年和笔者轻松谈笑，而几年前，黄学同因为工伤和村民刘于华两家对峙的情景让他仍心有余悸。

　　2008年9月，黄学年的表哥刘于华家建新房，因为自己熟悉泥工又是亲戚，黄学年便主动提出帮其建房。

　　建房过程中，黄学年一时疏忽，从脚手架上摔下，左手截肢。

　　事后，刘于华给付了几千元医疗费后，便以各种理由推托担责。

　　因为理赔问题，一对亲戚成了冤家，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拿着锹铲棍棒对峙。

　　一审判决后，两家先后提出上诉。就是在二审开庭中，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互相指责。

　　庭审结束后，武凌注意到，双方当事人及亲友在庭外发生了激烈争吵，斗殴一触即发。

　　武凌三步并两步走到了他们中间，一声“别激动，有事到里面来好好说！”，喝止了这场争吵。

　　“当时场面很乱，武法官一亮嗓，就把现场给镇住了！”回忆起当时的一幕，黄学年记忆犹新。

　　随后，武凌把当事人及亲友请进法庭，针对他们对案件处理上的分歧和误区，运用法理和案例进行解说。

　　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武凌知道，对这类矛盾尖锐的案件，无论怎样依法判决，总有一方会不服，两家甚至从此结冤。

　　到了下午六点，调解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但武凌还是从双方的言谈中敏锐地感觉到，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

　　这一细微变化，让武凌看到了和解的希望，他更清楚，如果因为下班而停止调解，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于是，武凌向当事人发出邀请：“我请大伙儿到食堂吃顿饭吧，今天凑巧我过生日。”

　　菜上桌后，武凌很快起身来给黄学年和刘于华碗里夹菜。

　　当事人始料未及，想起身推辞，菜已到碗里了。

　　武凌一边夹菜，一边笑言：“我因为打官司才认识你们、你们之间沾亲带故，这都是个缘分。我们要互相珍惜和换位思考呀。”

　　一句话，让当事人有些脸红耳热，两人互相对视一下后，齐刷刷的望着武凌。

　　武凌见时机成熟，在饭桌上做起了思想工作，使双方达成了协议。

　　当刘于华抢着要给武凌盛饭时，武凌笑着说：“先给黄学年来一碗吧,如何？”

　　刘于华迟疑一下后，走到黄学年位置前拿走了饭碗……

　　事后，当武凌将饭卡给书记员艾曼去结账时，艾曼偷偷笑他:“你生日真多，今年就过了仨回哦！”

　　艾曼告诉笔者，跟着武法官做调解工作，没有时间表，他从不放过任何调解机会。

　　作为武凌妻子的杨九云更清楚，丈夫经常很晚才回到家，每次，听到他说还没吃饭，杨九云赶紧去热饭。可是等她将饭端出来，却发现武凌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鼾声大作。

　　　　　　　　　　一段特殊的经历

　　 武凌有一个习惯，上班时，将大门敞开，只要有群众来访，不管在忙什么，他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听听他们想说些啥？

　　武凌说，这样的习惯源于一段挂职锻炼经历。

　　1989年8月，武凌毕业分配到抚州中院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四个月后，他被派往宜黄县棠阴镇大河村，挂职锻炼二（两）年。

　　1990年2月，一位村民来村里反映，自行车被周边的一位村民偷了。

　　武凌：“有没有什么证据？”

　　村民：“还需要证据吗，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平常会偷鸡摸狗。”

　　武凌：“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村民：“我要你们把他抓起来。”

　　武凌：“不行的，村里不能乱抓人，也无权抓人。”

　　村民：“你是法院干部，可以抓人。”

　　武凌：“法院也不能乱抓人的，抓人也有是按照法律规定和和程序来办的。”

　　村民：“法院不抓坏人，那抓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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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倔犟的村民，任凭武凌如何解释，对方就是听不进去。这时，村主任陈进良走了进来：“带我去看看吧”，他才离开村委会。

　　事后，陈进良告诉武凌，百姓找村干部一般都是要紧的事，心也比较急，巴不得能立即解决问题。你百般解释，还不如实地走一趟，他们内心也是想让你陪他走一趟。

　　这事让武凌印象特别深刻，他也突然明白，读懂群众所想才能做好工作。

　　二十年后，武凌再次遇到这样一个倔汉子——吴冬华（化名）。

　　2000年，吴冬华与某乡政府林场发生承包合同纠纷，该案判决因各种原因未能执行。

　　吴冬华为了要回执行款，在长达10年间多次上访。

　　2010年2月，乡政府履行了判决书所确认的义务,并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万余元。

　　吴冬华认为，50多万的迟延履行利息只得到1万多，太少了，仍旧继续上访。

　　作为包案责任人之一，武凌很快联系吴冬华所在村的村干部，村干部一听就摇头，说不好做工作。

　　武凌又向乡政府了解情况，希望能促成和解。一位乡干部苦笑：“这倔汉，老上访户，不过，我们会尽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不久，一次案件执行协调会上，武凌见到了吴冬华。

　　因为，分歧较大，未能促成和解。

　　协调会结束，吴冬华准备离开时，武凌走到他面前，想再做做工作。

　　“我要求好高，工作也难做，再者，利息上的事你不一定能做主！”，吴冬华瞟了武凌两眼，扭头就走。

　　让吴冬华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进家门，武凌电话就跟着来了。

　　那天，吴冬华心情不好，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

　　没过几天，吴冬华再次接到武凌来电时，他告诉妻子，被一个法官给“黏”上了，然后，将电话递给妻子，自己出门往田间走。

　　“人家讲话在理，而且，好有耐心，你还是听听吧！”，二十分钟后，妻子气喘吁吁地追上了他。

　　吴冬华觉得很奇怪，平常有人做他息访工作，他把电话给妻子后，很快便会被挂断。

　　吴冬华接过电话，听了几句后，逐渐打开了话匣子。

　　那天，武凌只是静静的听，从不轻易打断吴冬华的讲话，哪怕是反复的抱怨和诉苦。

　　等吴冬华发泄完了，武凌才进行疏导和宽慰。

　　几天后，吴冬华主动找到武凌：“武法官，请你们放心，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告状了。”

　　最后，在多方的努力下，吴冬华与乡政府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采访手记】

见到武凌时，他与很多同事在一起准备合影，一米七的身高，除了嗓门大些之外，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同。

　　和武凌聊天时，他也从不愿说起自己的成绩，但只要一提到哪个案子，他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而且，说话时的神情很专注和投入。他不仅能准确说出当事人的姓名、脾气及哪里人，甚至他们当时的内心想法他都能说出一二来。

　　采访中，武凌曾三次提到他在宜黄的基层锻炼经历，在他家里还放着10来本厚厚的民情日志，里面记录着他那两年的工作经历和感受。翻开这些日志的第一页，都写着这么一句话：“不能光用眼睛看，耳朵听，要用心去感受群众所思所想，才能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

　　正是抱着这种朴素的理念，武凌把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倾听他们的诉求，读懂他们的心声，然后，抽丝剥茧似的逐层打开他们的纠葛。

　　武凌自己也坦言，调解工作往往是功夫在诗外，庭前阅卷、庭外沟通和做思想工作的时间，远远超过坐庭调解的时间。

　　“他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真的是刨根问底。”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黄振华清楚的记得，有一次，为了了解一个案件当事人情况及案情背后的一些因素，武凌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它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

　　武凌把每一次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沟通的时间，把每一次做调解工作的过程，以细微处见精神化成走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

　　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去做工作，就能得到了群众的认同。武凌就是这样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