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9月5日起，新华社开设《辛亥革命百年》栏目，集中播发一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文字、图片（表）、音频视频稿件，反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进而揭示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奋进力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记者霍小光　华春雨　李菲　赵超

　　百年之变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破旧立新。

　　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们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荡前行而不可逆转。

　　共和肇始

　　2010年，国内热映一部电影。观众看到银幕上马拉火车前进的场面忍俊不禁。人们可曾想到，同样的情形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1880年，开平煤矿出资修筑一条铁路。虽然这时离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在英国诞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使用机车。铁路的运行被迫改为由驴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几头驴马，力不胜任地拖拽着运煤车在铁轨上艰难行驶。

　　马拉火车只是清王朝被时代抛离的一个例证。

　　孙中山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110年前的9月，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空前屈辱的条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朝统治者依然拒绝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说。

　　新加坡大人路12号，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色尖顶两层楼房。“晚晴园”三个苍劲大字的横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写着“孙逸仙别墅”。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历史文化学者韩山元介绍说：“这里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几场起义及反清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策划酝酿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经过彻夜奋战，中华大地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一面样式新奇、代表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高高飘扬。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全国爆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1912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张；1913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建立了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亚洲的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思想解放

　　1913年7月1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江苏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份考卷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应考者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

　　结果，有17人列出了孙中山，名列第三。而数千年来被奉为“天子”和“万岁”的皇帝已经风光不再。

　　人们还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一些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说：“小小一份测试，显示出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

　　今天的人们仍能清晰地听到孙中山一段讲话的录音：“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是可以得救。”

　　马振犊说：“随着旧制度的倾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国家只有强大才有未来的理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在辨别、在思考、在选择。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讯、禁除鸦片、禁赌、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妇女缠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国向革命之后更为长期、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张宪文说。

　　传统文化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传承，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成为后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旧文化，不会在一次革命的打击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社会变化潮流不可逆转，共和、民主、独立、富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路向已成定势。”林家有说。

　　复兴之路

　　坐落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管着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马振犊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夏威夷一位名叫王青奇的9岁华裔小姑娘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非常高兴。这星期我卖纪念章赚到了3个美元，请你送给生病的士兵……我希望战争很快永远停止，新中国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幸福。

　　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首次提出。

　　“‘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步平说。

　　当年，孙中山暂留英国时，曾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普通民众的幸福天堂。“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革命先行者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了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最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视作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抚今追昔，曾令孙中山先生忧虑重重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期盼：“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百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