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培育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抢占全球科技经济制高点做出的重大部署，得到了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的积极响应。由于新兴产业是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生事物，当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我国能否发展新兴产业、怎样发展新兴产业、政府该如何发挥作用等等，认识尚不一致、思想尚不统一、政策尚不完善、路径尚不清晰、措施尚不得力。前一段时间，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到全国各地进行了深入调研。日前记者就上述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今天刊发专访的是上篇：《发展新兴产业需要信心和宽容》。

　　新兴产业，是指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产业群

　　记者：虽然新兴产业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对它的内涵目前尚无清晰的界定。您理解的新兴产业是怎样的产业？

　　陈清泰：从大的范畴上看，新兴产业是产业升级的一种类型，但它又与传统的产业升级不同。

　　产业升级有三种类型——

　　一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例如，由软盘存储器升级为U盘和光盘，由含氟冰箱升级为无氟冰箱，由彩色显像管升级为平板显示器，由一般加工升级为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制造等。

　　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如由一般加工制造向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技术专利、技术集成、融资、投资延伸，向下游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创新、流通体系、系统服务、物流、产业链管理等延伸。这些上下游的经济活动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内容，其增加值率更高、对产业的掌控能力强。

　　三就是创建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指，基于重大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产业群。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等等。

　　产业升级的三种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看升级的路径选择。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有更强的能力参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固守于低端制造环节的所谓“新兴产业”，那是他人的新兴产业；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即使产品升级了，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和专有技术，例如20多年前组装磁带“随身听”与10年前组装DVD“随身听”，对我们来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升级”的意义，我们也不能分享产业和产品升级后的经济利益。

　　在我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新形势，使我国工业化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将由引进模仿为主，开始走向自主创新为主；二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实现效率提升；三是由产业链的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延伸；四是由产业跟踪，转向在一些领域开始挑战领先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将创造更具前景的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大量较高收入的岗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将大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由一个“技术消费大国”转变为技术创新强国。

　　目前我国在一些新兴产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少数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

　　记者：有人认为，我国目前的整体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因此还不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您如何看这一观点？

　　陈清泰：的确，由于较长时期以来我国产业不断重复“技术模仿、产业跟踪、商业模式复制、大规模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路线，主要经济资源投向于产业规模扩张，主要技术来源依靠国外引进。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像我们这样，消耗如此之多的资金、引进如此之多的技术，而最后主要技术仍受制于人、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达约50％左右。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重要论断的深入人心，创新活动进一步活跃。

　　例如，2008年与2005年相比，三年间大学毕业生年均增长22％、研究生年均增长27％、学成归国人员年均增长33％；全社会科技投入年均增长25％，其中财政投入年均增长20％；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年均增长18％；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2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年均增长达36％。科技人员自主创业逐渐形成气候，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他们的回归弥补了国内前期研究的不足。

　　此外，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据中关村管委会掌握的情况，中关村约有1000家科技企业达到或接近了创业板上市条件；深圳科工贸和信息委的数据显示，该市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有1100家。深交所研究所做出了如下判断：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井喷阶段”。

　　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开始进入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在有些领域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阶段。

　　记者：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陈清泰：例如，新一代移动通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基础芯片、无线宽带、高速铁路、高温气冷堆、电动汽车、新一代客机等许多技术和产业领域，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积累，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了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如果我们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改革那些阻碍产业化进程的体制因素，那么就可能出现活跃的创新活动与产业升级互动的生动局面，从而推动一些产业进入全球领先地位，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多年诉求以产业升级为载体而变为现实。

　　记者：作为技术的后起国家，我国发展新兴产业还有怎样的机遇？

　　陈清泰：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重大技术变革产生之初，给后起国家的技术跨越提供了机会。就成熟技术而言，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而对有些即将产业化的新技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而且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尚不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尚未形成、产业垄断地位还不确定、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这些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

　　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

　　记者：从宏观层面上看，发展新兴产业应该如何谋篇布局？

　　陈清泰：新兴产业的谋篇布局，宜早不宜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兴产业进入孕育期，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跑马圈地”的运动已经开始。专利、标准、规制等都有先入为主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一旦被他人抢先，大多数情况下后来者只能亦步亦趋地在后边跟随。如果另辟蹊径，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低层次是生产制造的竞争，高层次是专利标准的竞争”。因此，新兴产业的竞争从孕育期就开始了，早期的谋篇布局深刻地影响着后期的竞争地位。

　　因此，首先要及早确定发展哪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属于重大经济决策，是基于全球视野、战略眼光，持续跟踪科技革命进程、进行深度产业研究，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做出的战略抉择。

　　其次，在认定了新兴产业后，应当及早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一是针对关键技术部署研发力量，对“关键的薄弱环节”给予足够的研发投入；二是在重大技术结点抢先技术突破并注册专利；三是技术可行性一旦确立，应及早制定行业或国家标准，及早抢占国际标准。

　　第三，在我国与国外进展大体同步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等国外产业化、市场化基本成熟，越过风险期，我们立即跟进模仿。这样做，投入较少、风险较小，但永远也不能进入产业领先地位；另一种选择是，在选定的机会来临时，就以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投入，加快后续研发、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制定技术标准、探索符合国情的商业模式，以我为主实现产业化。这不仅需要较多投入、冒较大风险，还会遇到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打压。但一旦成功，在这个领域则可以获得产业领先地位，从而得到相应的先发效应。

　　产学研各方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优势，自由选择

　　记者：在我国，产学研结合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的现实途径，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当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陈清泰：良好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可以为新兴产业提供持续的技术来源。产学研结合有多种途径、多种机制。但一般而言，这是在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利益结合。这种结合不是靠政府来安排，而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各自发挥优势，自由选择的结果。

　　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当促进产学研各方都能扬长避短。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大规模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可以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局面。

　　例如，美国硅谷中小企业的技术来源大多与斯坦福大学有关；路由器巨头思科、着名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浦等，都是在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行业的领先地位。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应进一步确认他们在发展新兴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非常看重。

　　陈清泰：是的。技术变革存在不确定性，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是技术创新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在革命性新技术出现时，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犹豫不决。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以更高的热情推进新的技术变革。例如，国外对我们高度封锁的超高速局域网核心技术、高端CPU、大容量锂电池和液流电池蓄能电站等，都出自于民营科技企业。

　　从国外产业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还是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发展还需持续的技术来源不断完善产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还需要大量细微的创新开拓增值业务、扩展边缘业务和强化产业渗透力，围绕新兴产业形成多层次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可或缺：第一，它是新兴产业发展持续的技术来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围绕新兴产业开拓增值业务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的主角。

　　记者：目前无论是贷款还是市场准入，科技型中小企业都不占优势。

　　陈清泰：按照传统的做法，当一些产业被国家重视时，政府就会制定产业政策，设定发展目标、设立进入门槛作为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的条件，而中小企业往往被排斥在外。

　　这一政策的弊害，是忽略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其实，大量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即便是大型公司最发达的美国，80％的技术创新也出自于中小企业。

　　因此，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应改变传统做法，进一步确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认真解决政策歧视、市场准入难和融资难等发展瓶颈。

　　为防止“一轰而上、一上就乱”，需要“市场准入从宽，技术标准从严”

　　记者：说到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扎堆投资、产能过剩。

　　陈清泰：对这个问题要两面看。由于新兴产业技术还不成熟，技术路线还有多种选择，形成主流产品和商业模式还需市场的筛选。因此，产业化初期要经历一个试错的过程，这期间应采取“市场准入从宽”的政策，尽快形成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和多元主体、不同技术路线竞相发展的局面，接受市场的筛选、淘汰。

　　此时，由政府认定哪种技术可行或不可行，只有哪个或哪些企业可以进入，是不明智的。新进入者是缩短试错过程最活跃的力量，从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黑马”。

　　在我国，“一轰而上、一上就乱”事例不胜枚举。防止再次发生的措施，是及早就环保、安全、资源消耗、产品可靠性等方面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并严格执行。

　　记者：我们注意到，地方政府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还是更愿意选择大企业。

　　陈清泰：原有产品的技术升级，行业内的大企业有优势。但在重大技术变革的时候，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格局却面临重新洗牌。面对革命性替代技术，行业内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由于技术的路径依赖和转换成本高，往往本能地犹豫和观望，甚至压制新产品的面世，以期延长已有成熟产品、成熟市场的寿命周期。因此，把发展新兴产业的希望局限于业内大企业，可能会因缺乏竞争而贻误时机。

　　重大技术突破为新的进入者提供了机会，他们轻装上阵、没有后顾之忧，更愿意挑战难度更大、风险较高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动力电池关键材料，还是首批电动汽车，都是新的进入者率先取得突破的。

　　原始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发不能单靠国家科研机构，应鼓励企业从事原始创新

　　记者：原始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在我国这类研发还主要是靠国家研究机构。

　　陈清泰：这一现状应尽快改变。一则国家研究机构的投入有限，二则不利于研发成果的转化。这是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有些企业和企业化的研究机构开始进入战略高技术研究领域；一些学成归国人员创办企业或研究机构，也开始从事原始性创新。虽然企业投资从事该类研发活动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亮点。

　　同样是基础性研究，企业的科研与政府研究机构科研是有区别的。企业在原始性创新和战略高技术研发的投入属于资本投资，课题的选择有特定产业的背景、有产业化应用的企图、有获得长期回报期望。这些创新和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往往很快会“裂变”出众多应用技术，直接服务于技术升级，甚至会扩展为新兴产业。这类创新活动是我国抢占未来经济技术至高点的重要基础因素。尽管创新可能失败，但政府应十分珍惜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