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这两年一种被称作“三调联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全省政法系统迅速推广开来。对于不少法院而言，这项机制可能还是新鲜事物，然而，崇仁法院进行相关探索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三调联动”正是发源于该院的“诉调对接”工作。一个名不见经转的“小法院”有什么新颖做法吸引众人目光，他们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呢。初春的一天，笔者走进被誉为“中国麻鸡之乡”的山乡小城时，在当地看到和听到了不少的新鲜事。

　　　　　　　　　　　“引”来的全省试点

　　“试点的由来，离不开崇仁法院的一篇报道和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谈及“三调联动”工作，崇仁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黄文良开门见山介绍说。

　　在当地政法委，笔者看到了这篇发表在2008年《江西政法动态》第4期上引起省委政法委有关领导关注的报道——“崇仁法院民事审判诉调对接凸显成效”。

　　一个月后，2008年5月24日，省、市政法委等有关领导莅临崇仁进行专题视察，在现场会上，将诉调对接的工作机制完善成由政法委领导、人民法院主导的“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并向全省推广。

　　据了解，一篇几百字的报道引起省委政法委重视，并建立试点推广的，在江西政法系统十分少见的。

　　其实，在长期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崇仁法院很早就发现，很多民事纠纷通过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介入调解或协调后，不仅调解率上去了，而且，老百姓都心服口服。

　　有没有一种机制将这种做法固定下来呢，既方便群众诉讼，又减少了法官审判压力。

　　随着，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2005年崇仁县人民调解工作受到司法部表彰，一种全省首创的新型机制在崇仁法院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经过两年的酝酿，2007年2月，该院正式启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简称“诉调对接”）工作，与县司法局联合下发了配套文件和制度。

　　随后，全市第一张《诉调对接纠纷处理流程图》新鲜出炉，人民调解工作室第一次“搬”进了法院，第一个委托调解规范应运而生。

　　正如，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崇仁法院“三调联动”工作也遭遇了一个个瓶颈期。

　　早在“诉调对接”工作推出之初，崇仁法院就先后三次组织相关部门和法官进行研讨，其中两次是院长吴晓春亲自主持。

　　“说是研讨，其实不乏争论，有时看上去就是‘吵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吴晓春历历在目。

　　“法官参与诉前指导调解，我们很欢迎，事后当事人起诉如何保证司法公正呢？”人民调解员老张提出质疑。

　　“法官诉前指导实际上就是事前裁判，这做法不大靠谱吧”副院长刘桂兴当即挑刺。

　　有的法官尖锐地提出：“你委托人家调解，人家会不会说你法官推卸责任？”

　　“法官参与诉前指导要限于提供法律业务知识和对调解技巧进行指导。调解未果，当事人起诉的，该法官必须回避，不能审理此案”，分管人民法庭工作的纪检组长吴进昌提出建议……

　　采访中，笔者看到，各种登记簿、花名册、表格、文件等台帐资料一应俱全，整齐摆放，其中，仅委托调解表格、文件资料，就有三大本，堆起来有30厘米厚，而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委托调解”的规定不到100字。

　　在碰撞中磨合，在实践中完善，一系列难题逐渐被一个破解。其中的过程，笔者无法体会，也无法还原。

　　一个事实是，崇仁法院“诉调对接”这条源自最基层开放的调解之路正向前延伸——从最初的“诉调对接”，到“三调联动”，再到大调解格局；从“三定三对接”原始版到如今“五定五对接”升级版；从第一张诉调对接流程图出炉、第一家引入人民调解工作室、第一件委托调解案卷入档的无声酝酿，到试验田的开花结果，香飘四方。

　　　　　　　　　　　　啃下第一只“螃蟹”

　　“现在都讲究男女平等，就是他俩曾经在一块也是年轻人之间自愿的事儿，‘遮羞费’不仅在村规民约里没依据，在法律上更站不住脚！”

　　“吃下的东西要人家退就是不讲道理，但拿到的彩礼按规定还是要退的，你想如果不是你们攀亲家，人家能给好几万吗，这陋习得好好改呀！”

　　见到河上镇甘坊村副主任徐求义时，他正忙着调解一起婚约财产纠纷。

　　如果不是事先介绍，乍一看他熟练的法律语言、有板有样的调解技巧，笔者还以为，这是法官着便装在农家办案。

　　然而，三年前，徐求义调处的另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却让他“尴尬”了一回。当时，村里的甘某与临村元某两家发生纠纷，男方提出解除婚约，要求返还礼金42000元。

　　像往常一样，徐求义调处时，支持女方“遮羞”礼的说法，返还男方5000元礼金。

　　几天后，男方反悔，将女方告上了法庭。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但这份调解协议却否定了“遮羞”费的做法。

　　正是通过该案的审理，河上人民法庭庭长陈建高发现，在农村，沿袭老办法调处纠纷的情况比较普遍，而有时这种做法与法律规定不相吻合。

　　于是，法庭贴近基层，集中培训，个案点评、包片指导等多措并举，为辖区30余名村干部进行法律充电。随后，这项活动引起院党组重视，在全县逐步推开。

　　如今，崇仁先后有149人次的村官通过“充电”，实现法律知识的更新升级。

　　“以前，因为对法律知识不够熟悉，有时调处纠纷也确实把握不准。现在，法官不仅帮我们‘充电’，还配送了一套法律书籍，我们底气更足了！”徐求义亮出在培训班上领到的一摞书，笑着告诉记者。

　　一个月后，徐求义接到了陈法官的一个电话——“我们手头有你们村的一个离婚案子，我们想委托你进行调解，我们不参与，行不？”

　　很快，徐求义便“帮”法官调解了那起离婚纠纷，但这次调解法官没有到现场，手续也“繁琐”了许多，徐求义领了委托调解函和案情说明等文书。

　　最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自己主持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这次法官没有另行制作调解书，而是予以司法确认。

　　徐求义不知道，他自己已啃下了第一只“螃蟹”——崇仁法院委托调解的第一起民事纠纷。

　　因为，善断家庭纠纷，徐求义也很快在十里八村颇有些名气，而随着“诉调对接”工作的推进，法官“业务精”与村官“情况熟”互动共赢局面已经形成。

　　一组数据为我们作出了解读：“2009年，1至12月，立案分流人民调解23件、指导人民调解24件、调邀请协助调解35件、委托调解的案件9件，调解成功率、自动履行率、回访满意率均达100％……平均办案开支节省102元，为群众节省车旅费等开支8200余元。”

　　　　　　　　“打官司”并不一定要对簿公堂

　　提起“打官司”，许多人很容易想起在法庭上针锋相对，唇枪舌战的场景，在崇仁法院笔者却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氛围。

　　年底已至，人们忙着购买年货，相山镇村民陈东明与杜旺生却来进崇仁法院立案庭。

　　原来，两人本是一前一后的邻居，陈东明家养了几头猪，昨天早上一些猪粪流到江家后院，杜旺生便来到陈家说理。结果，两人发生摩擦，动起手来了，很快便闹到了法院。

　　几分钟后，在立案庭工作人员引导下，两人走进了隔壁的“人民调解工作室”……

　　半小时后，两人一脸阳光走了出来。

　　“找法官就是图个明白说法，结果却没能上法庭，老百姓能满意吗？”笔者“堵”住了两位村民。

　　“法官不让我们花一分钱，这么快就把事情给解决了，避免了邻里之间面红耳赤。如果，真打官司的话，光是诉讼费、车旅费也得花去130多块，而且还得投入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杜旺生这样算了一笔帐。

　　“其实，不少矛盾纠纷是乡里乡亲之间的磕磕碰碰、家短里长的小事，甚至一时情绪激动才跑到法院，并不一定非要走完诉讼程序分个青红皂白！”导诉员刘敏伟告诉笔者。

　　在该院“人民调解工作室”，笔者细细数了一下；“自2007年2月以来，共有132件民事纠纷、或通过立案分流，或者通过诉前指导，或通过庭外协调等方式化解，未进入诉讼程序，亦无一返回诉讼。”

　　2008年以来，诉讼费收费标准下调后，不少地方民事纠纷纷纷挤入法院，但崇仁法院却实现民事收案件五年来的首次下降，2009年仍保持下降趋势。

　　“诉讼案件少了，眼看着诉讼收入跟着下降，对于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崇仁法院而言，似乎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能坚持多久？”。当看到这两年诉讼费收入减少近120余万元时，一个问题在笔者脑海中冒了出来。

　　“‘诉讼收入上吃了大亏，两庭建设更加吃紧’，这在制度设计之初我们就预料到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再下功夫，进一步这项惠民工程做大做强！”握别时，该院院长吴晓春的一句话，让笔者不禁期待他们下一次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