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京逃到上海的国民党匪帮首要分子继续丧魂落魄地向广州及台湾等地逃命。二十四日上午，何应钦等人大言不惭地宣布：“政府有确保大上海的最大决心。”但这个会刚刚开完，何匪就溜往广州。匪首蒋介石据传已于二十四日自上海乘军舰逃向厦门。顾祝同、翁文灏、孙连仲、陈雪屏、阎锡山等人则于同日逃往台湾。台北松巴机场从早至晚机声隆隆不绝。飞机不断自上海抢撤匪帮高级人员。停留在上海的飞机不敢留在上海过夜，均于天黑前逃至台北。

　　亲历者说：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推进，国民党退江南、退华中、退华南，一退再退，退无可退，只得越过海峡，栖身于孤岛台湾。“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逃离大陆前，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痛心疾首。　　

　　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大撤退”时正在国民党的王牌军52军中供职，时隔60年之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败退台湾的那一天。　　

　　“那是十分狼狈的溃退。”王楚英说。　　

　　1949年5月，上海战役爆发。“蒋介石希望借上海战斗达到三个目的。”王楚英说，“第一，尽可能地拖住解放军，给对方造成一定的损耗，局势可能会有变化；第二，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二线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需要通过上海的战斗为他们争取时间；第三，上海是国际性金融都市，涉及西方利益，希望通过上海战斗引起国际纠纷从而让英美介入。”　　

　　蒋介石对上海的要求是至少坚守半年，为此，早已“下野”的他亲临上海部署战斗。而他的爱将汤恩伯亦信心十足：“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可没有想到，仅仅15天我们就溃败了。”王楚英回忆。　　

　　王楚英所在的296师是52军的预备兵团。“上海第一枪是我们师打响的，我们也是最后一个撤离上海的。”王楚英记得，他于27日凌晨3点最后一批撤离吴淞。　　

　　那是“逃命”一般的撤离。　　

　　“码头上拥挤异常，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王楚英回忆，挤得冒火的人开始盲目地开枪，轮船上，“上层的人朝下开枪，下层人的朝上开枪，舷梯根本看不到了，有人被挤得掉进了江里，还有人干脆跳到水里然后游泳上船”。　　

　　王楚英是被两个卫士抬起来，从人头上爬上船的。回看码头，“一箱箱的银元散落一地，没有人顾得上去捡”。　　

　　“登船时，上面说可能去广州，也可能去台湾。到了定海以后才接到命令，去台湾。”王楚英说。当时，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武汉，他空手上船，没有带任何财物。“6月1日，我就这样两手空空、孑然一身地到了台湾。”

　　“从到达台湾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陆各地都传来起义的消息。我们听说后，口头上谴责，但心里会想，如果换作我，也会选择他们的道路。”王楚英说。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王楚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当时心里很不好受，因为我们是失败者。加上8月份美国发表白皮书、抛弃了蒋介石，我们这下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孤岛上的孤儿。”王楚英说，“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过了100多年，这个时候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了，我感到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作为中国人还是很高兴的。”　　

　　王楚英14岁参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先后6次获得由蒋介石颁发的忠勇勋章、海陆军奖章，还获得过英国政府的丰功勋章。　　

　　1945年8月，王楚英又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扛起枪走上抗日战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我是军人、但也是中国人，我希望国家富强。”王楚英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1954年，王楚英借到香港考察之机回到人民怀抱。后来，他还担任了南京市政协专员的职务，从事抗日战争史尤其是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