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旧闻：新华社上海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时电　上海已于今日上午九时完全解放。战斗已全部结束。守敌除少数从海上逃走外，其余或投降或被歼灭。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之战开始于五月十二日夜间。二十四日夜九时，解放军对困守市区及吴淞要塞之敌发起总攻，经六十小时战斗即粉碎国民党军的一切近代化工事阵地，攻占吴淞要塞，并完全解放这一全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　　

　　亲历者说：　　

　　对于一支早在创建之初就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部队，对于一支连小战士吃了房东老大娘硬塞给的辣椒、都要在班务会上做检查的部队，进入上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实在算上不上新闻。然而，在当时的上海——这座接待过十几国驻军、迎纳过三朝政府的世界第四大都会，“解放军?在马路上”的消息，却着实震动了整座城市。　　

　　“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时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秘书的王辅一，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　　

　　早在2个月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曾说：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　　

　　其实，官兵们对群众纪律的执行力，并不是将帅们关心的重点，如何保证这个拥有54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硝烟散去后能正常运转，怎样保证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在政权移交中平稳过渡，以及从农村走出来的军队该如何照应大城市的步调，才是需要深加思考的问题。　　

　　“南京解放时，有战士冲撞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有些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来当床垫。”101岁的开国少将、时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说，吸取这些教训，他们在江苏丹阳成立了庞大的上海接管工作班子，“有2万多人”。　　

　　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制订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的草案后，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王辅一说。　　

　　时任23军69师205团团长的秦镜也曾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百姓感动不已。其时移居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点滴情景：　　

　　“26日。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雨……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蒙蒙雨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就这样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　　

　　美国合众社的报道也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大公报》则报道了一件小事：“某对新人定于25日在新生活俱乐部结婚，婚礼正在进行，解放军到了，来接收这个国民党机构。新人宾客进退维谷。不想解放军很客气地说‘你们结婚’，站在一旁等待。等到礼毕，又等到宾客们进完茶点，司仪宣布终场，解放军才进场接收。”　　

　　严明的军纪，感动了士人、平民，也令上海的商贾大亨们动容。　　

　　“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荣毅仁曾这样回忆。　　

　　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1949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而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让荣家留了下来。　　

　　伴着感动与惊叹，上海人民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