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处中国首都北京，一座钢铁厂而得名首钢。

　　80岁的老“首钢人”徐永起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的首钢，谈兴甚浓。“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首钢逐渐恢复生产。1958年首钢建成第一座小转炉，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同年开始扩建，搞了三大工程。”

　　炉火越烧越旺，1964年首钢建成中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1978年进入中国十大钢铁企业行列，1994年钢产量达到全国第一位。

　　转眼进入21世纪，为了解决北京的污染问题，首钢从2005年开始进行搬迁调整，2010年底其在石景山区的冶炼、热轧能力将全部停产，从而彻底退出北京市城区。

　　首钢的变迁，是新中国60年来经济发展思路变化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50年代“大干快上”“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盲目地“招商引资”，大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再到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思路一直在调整、转变和完善。

　　“当初听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急于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却由于决策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走上了“大干快上”、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歧途。

　　1958年8月17日，一个《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让年仅25岁的韩玉竹走出家门，成了一名炼钢的积极分子。

　　“当时我是个团员，怎么也不能落后啊。”家住北京东城区的韩玉竹回忆，当时炼钢的材料不够，她就跑回家，先把不用的锅、盆捐出去，再抡起一块石头，“咣”的一下把箱子上的铜锁片给砸了下来，拎起来就往铁炉子跑。

1958年12月19日中国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估计炼钢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据亲历者回忆，因为大炼钢铁，许多森林树木被用来制炭生火，自然生态遭到巨大破坏；一些历史文物也在大炼钢铁中蒙受劫难：函谷关的两层高楼被拆除，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被毁。

　　“1958年首钢也有群众性炼钢，现在看根本是个浪费，绝对得不偿失，但当时大家都奔着超英赶美，想方设法达到目标。”曾任首钢总经理的徐永起如是说。

　　1961年初中国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10年动乱，经济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

　　同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在上海动工兴建。宝钢工程投资300亿元，设备全套引进，几乎是“移植了一个世界先进的钢铁样板工厂”，其目标则是瞄准国内难以生产或不能生产、能够替代进口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制订向国际标准看齐的质量内控标准。

　　宝钢的兴建开启了中国钢铁业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大发展、大跨越的进程。1949年，中国钢产量还不到16万吨，人均不足300克，连一把菜刀都打不了。1996年至今，中国钢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而国内需求不到5亿吨，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改革开放后持续年均增长近10％的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2％，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

　　“快”，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但中国也为多年来的“粗放型”快速增长方式付出了代价。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唯ＧＤＰ马首是瞻”的经济发展除了带来成就和荣耀，也让中国尝到了苦头。

　　改革开放30年，首钢的钢产量从179万吨增加到1214万吨，销售收入从14．43亿元增加到1320亿元，但首钢也在北京城区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烟尘和粉尘。“空气质量日报说北京城区良，这边就是中度污染，北京城区优，这边就是良。搞钢铁没有污染，一点不现实。”徐永起说。首钢所在的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因为聚集了钢铁、发电、水泥等一大批企业，成为北京的重污染区。

　　“有的地方和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误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轻视了单纯经济增长背后所付出的代价，致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研究员说。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改变已经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掀起一股“可持续发展”热。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将之付诸全球的行动。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增长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的一种否定。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步进行，而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以及“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热词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等环保意识也开始深植普通百姓的心中。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举行，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6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提法，有了细小却重要的变化，“又好又快发展”取代了“又快又好发展”，“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注重科学发展，在“好”字上做文章成为当务之急。让“好”和“快”双翼齐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要求。

　　2007年12月，中国政府颁布实施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企业一方面被限制或禁止进入“两高一资”领域，但同时被鼓励进入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

　　在山东青岛，2006年下半年以来，当地政府没有允许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进入。青岛市外经贸局副局长孙恒勤说：“我们引进外资现在要挑肥拣瘦了。”事实上，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再一味地“招商引资”，而开始“选商引资”和“招商引智”。

　　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在吸收外资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之后，中国利用外资已进入新阶段，更注重所吸收外资的质量及其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和谐”。“外资项目不应该把烟囱带进来，现在应该把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配送中心带入中国。”他说。

　　为治理大气污染，首钢先后完成了3号、4号高炉除尘器改造，三炼钢厂系统除尘改造等项目，减少了烟粉尘排放；采用法国脱硫除尘工艺治理电力厂燃煤锅炉；密封了二炼钢厂厂房，彻底解决了厂房冒烟问题；完成了炼铁厂运焦线除尘治理。

　　徐永起告诉记者，2010年底首钢搬迁后，“以后在石景山区没有炼钢炼铁，只留下两座高炉，作为游览。”工业区旧址由首钢自主开发，区域功能定位为北京西部综合服务中心和后工业文化创意产业区。

　　新首钢落户的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循环经济示范区。新首钢项目共采用220项国内外先进技术，确保了各项节能减排指标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钢铁厂对生产过程中的余热、余压、余气、废水、含铁物质和固体废弃物实现了充分循环利用，基本实现“零排放”。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中国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这让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重新走上“大干快上”、重复建设的老路。事实上，投资计划在刺激经济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透露，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来临后，在中央新增的4万亿元投资中，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资金安排达2100亿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5．25％。

　　2009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的汽车、钢铁、石化、装备、纺织等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突出强调了推进节能减排，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专家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恰恰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这种倒逼机制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资源整合、提升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前所未有地在城乡建筑中推广使用太阳能，更多国家补贴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1．5亿只节能灯推广计划深入千家万户，就连为迎接国庆大典装扮一新的正阳门城楼也将夜景照明设备全部更换为节能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许多的坎坷和挫折。同样，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会面临“阵痛”，但中国有信心在给人民带来富裕生活的同时，还给他们一片“青山绿地”和“碧水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