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什么是中国经济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最期盼的礼物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急剧提升的内需，以抵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足。

　　分析人士指出，有着8亿人口的农村正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充分发展，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长期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副主任李国祥对记者表示，60年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在中国经历了形成、松动、成为彻底变革对象的过程。如今城乡统筹战略正在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医治经济和体制的痼疾。

　　今年70岁的南昌市湖坊镇顺外村村民艾奇可老人亲身经历了这60年来的城乡关系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艾奇可的父亲是地主家里的长工。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实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土改让艾奇可一家分到10多亩田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兴奋地几天没睡好觉，每天都要到地里去看看。”艾奇可说。

　　可是，没过几年，村里开始建立农业互助组、合作社，后来建立人民公社，大家“集体劳动，集体经营，统一分配”。艾奇可说：“回想起那时候，生活的好坏是以能否吃饱饭为标准。”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时村里有些家庭，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还要先让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吃饱。

　　顺外村地处南昌市东郊，方圆5平方公里，下辖16个自然村，村民5300多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顺外村主要靠种植蔬菜、饲养家畜，供应城市居民。最多的时候，全村也不过只有可耕种的土地2800多亩。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优先发展重工业，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被压低以降低城市工业发展的成本。“那时，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城市工业发展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提取资金积累。同时，工业化没有进入农业生产，也没有进入农民生活。”李国祥说。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明确区分为“农村户口”与“非农村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实行区别对待的城乡分治政策，享受不同的国民待遇，城乡二元结构由此确立。中国农村的发展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长期受到挫伤。

　　有专家指出，这些探索毕竟支持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也为后来的进一步改革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农村开始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后短短几年，中国就改变了粮食、肉类副食品、生活日用品等严重匮乏的局面。

　　“生活上的真正改善，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艾奇可说，“大包干”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温饱问题不再困扰大家，顺外村也开始发展集体企业。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最鼎盛时，全村有企业30多家，经营面积达20万平方米。

　　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乡间流动的松动，使得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加快，尤其是小城镇吸纳了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其快速发展有力地改变了城乡分割的状况。

　　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和改进的同时，城乡差距仍在反复扩大。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七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

　　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城市比农村发展得快，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因素强化了这种差距。

　　为了遏制城乡差距的扩大，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提出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方针；2007年，中共十七大再次强调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统筹城乡战略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将不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转而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城乡资源共享。”李国祥指出，这一战略目前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取得成效。

　　如今，艾奇可早已不是菜农了。90年代，他在村办企业里干过。年纪大了之后，他家里盖上了几百平方米的楼房，除了家里人自住之外，剩下的他用于出租。如今，他一个月仅出租所得，就有近2000元。

　　记者了解到，顺外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73．4平方米。房屋出租已经成了这些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村民上班赚一点，房屋出租收一点，集体年终分一点，顺外村的“三个一点”收入让已经脱离了土地的村民的生活富足起来。顺外村每年拿出400多万元分红，而且村民老了有退休金。

　　专家指出，统筹城乡正在推动中国城乡实现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均等化。加大各项农业投入，通过市场机制增加农民的收入，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具体措施正在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

　　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指出，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通过城乡统筹改变二元结构体制，对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农村消费市场的有效启动将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统筹城乡战略已经开了一个好局。”程国强说，但消除城乡差距仍是一个长远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改革和体制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