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豆选》这张版画，它真实地描绘了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民主选举的动人场面：每位候选人背后放只碗，选民们把手中的豆子投进自己中意的人碗里。　　

　　“豆选”已成为历史。亿万中国人从翻身解放那天起，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主人翁的姿态，探索着“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基层民主之路。　　

　　杭州市民陈福林的骄傲　　

　　60年前当选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任，是84岁的杭州市民陈福林一辈子的骄傲。　　

　　1949年10月23日，身为浙江省实业厅棉种保管委员会下属杭州棉种翻晒组组长的陈福林，同200多位居民代表选举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当场唱票，得票最多的陈福林当选为居委会主任。这一天，距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　　

　　新中国成立前捡过煤渣、当过人力车夫的陈福林说，“只有在新中国，我们这样的人才有出头之日！”选举结束后，当地27个保长的公章统统交到陈福林手中。陈福林把这些公章拿回家塞进灶里当柴烧掉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还权于民，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从那时起，实践“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理念的居委会制度取代了保甲制度。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居民委员会制度普及到了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大部分地方都陆续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基本上采用由居民代表投票、上级部门批准的模式。　　

　　上世纪90年代末，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的试点。1998年，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尝试由全体居民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社区重大事项由居民代表讨论通过或进行评议。此后，北京、长沙、天津等许多大中城市的一些社区开始采用直选方式选举居委会干部。　　

　　人民群众从数千年仰人鼻息“治于人”到自己做主选择基层政权组织的管理者，历史的飞跃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　　

　　梨树县农民的创举　　

　　在东北农村，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谜语：“什么官，九品下；小如芝麻，大过爹妈。”谜底是“村委会主任”。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及其“当家人”村委会主任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探索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村一级设立村人民代表会议和村人民政府等政权组织；1954年，宪法取消村级政府建制，把乡镇作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单位；此后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消亡，广西一些农村自发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取代原来的生产大队。　　

　　关于村委会的产生，最具创新的选举方式源自北方。上世纪80年代，吉林省梨树县北老壕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农民发明了“无提名候选人选举”，即不预设候选人，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3年后，梨树县平安村村委会换届，确定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时发生分歧：基层组织提名的候选人村民不满意，村民联名推举的基层组织不认可。问题反映到县里，有关部门决定借鉴北老壕村做法，把确定候选人的权利完全交给村民，每人自愿填写一张空白选票，得票多者确定为候选人。这一办法实施后，村民热情高涨，全村有选举权的998人中有965人参加了投票，大家把这一大海捞针式的选举办法形象地称为“海选”。　　

　　到2008年底，我国60多万个行政村绝大多数进行了7次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98％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村委会选举是村级民主的起点，它将民主从书上、墙上引向田间地头。　　

　　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场面让人难忘：做生意的为参加投票，放弃市场摊床的买卖，跑运输的把车子闲置在院里；老年人、残疾人顶风冒雪听竞选演讲，权衡自己这一票该投给谁；许多村民熬到深夜，就为了亲眼看看选举结果……　

　　“公开”“听证”“交家底”……

　　从城市居委会直选到村委会直选，从村务公开到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基层民主之花，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绽放，13亿中国人在新中国的民主大道上找回了自尊与自信。　　

　　上世纪90年代，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实行了以“交家底”为主要内容的厂务公开。今天，全国近百万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厂务公开制度，这一国有企业普遍实行、非公有制企业逐渐推行、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民主实践活动，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　　

　　“这在我们这里，一件事做与不做，村委会说了不算，每个村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前两年，村里要建一批小康住宅，为避免决策失误，首批只造了6套样板房，征求村民意见。不少人提意见认为，村里小户家庭多，样板房过大，应该减少面积。最后，建房总套数和单套面积由村民民主讨论决定。　　

　　2002年，中国首次公开举行的全国性行政决策听证会——铁路票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自此，“听证会”这个普通人可以公开表达意见的平台，在国内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一些先富起来的地方，出现群众参与政府预算的新形式。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实施“公共参与式预算”，每年镇政府的财政预算草案提交镇人大后，由人大向全镇公开并举行讨论会，群众自愿报名参加，根据讨论结果对政府进行询问并修改预算。　　

　　物权法的出台，是一个充分发扬基层民主的过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部门在多个省份调研，召开百余次座谈会。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后，收到民众提出的意见1万多条。　　

　　互联网则为基层民主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便捷平台。越来越多的“民情直通车”“市长博客”“民情留言板”出现在各地的“官方网站”上。　　

　　“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民主之花”需要浇灌才能越开越盛。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明确为逐步建设有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容之一。　　

　　1982年，宪法确立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正式施行。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底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多次研究部署城乡基层政权组织建设问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推进村民自治，作为农村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中国坚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有力地保障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健康发展和顺利推行。目前，全国共有村委会61．3万个，城市社区居委会8．2万个，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四项重要制度之一。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基层群众自治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群众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激发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掀开了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针对少数地方基层选举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监督，坚决制止拉票贿选行为，确保换届选举公正有序。　　

　　基层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有党和政府的精心培育、支持，都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保障，都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之花，必将开放得更加鲜艳。